稻电影 研究 展览 第二文本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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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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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政治

 
 

毛晨雨

 

  1. 作为人的基础语境

   存在似乎是充满疑虑和偏见的。一个宇宙球体,各个地域的人对人的现实概念的感受极为迥异。当我陈述说我的田野工作有益于我国之民主革命时,北美的一位华裔女子觉得极为恐怖,规劝我千万别成了无名烈士,现在能让她不快的宪政领域就是奥巴马的政策,她骂他为“黑鬼”。而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以及非洲酋长制度中,种族大屠杀、族群杀戮、饥饿和瘟疫正将活着的人一批批埋葬。地球是不公正的,在同一个圆球上,我们作为人的基础语境如此的不同。文明史是变速的沙漏还是恒在的时间?世界文明和全球化的价值观,是不是建立在对生命的公平价值基础上的?国家和国家集团、阶层和阶层集团、族群和族群集团,以动物性的行为伦理规范着彼此的边界。作为人的基础语境,应该从全球的疆域来考量,由此,各类不平等制造了全人类的不幸福,而且是持续的不幸福。

 

  2. 作为中国人的基础语境

  中国人首先是某个特定制度下的“人民”。

  我们习惯了作为“人民”的集体性词汇,难以适应拥有民主和代表自身利益的个人话语权。让人惶惑的是,如果我们给予人民以公民身份,人民也不知道何为公民。由此可见,通过某类手段将中国社会从知识层面上建构成一个公民社会仅仅一个知识界的假设,一个完全不契合实际的知识假设。人民适应了被奴役的身份,这种适应需要足够的时间体量来打破。各种民主革新意识能够在知识界推销某些公民理念,却并一定是人民能意识到的。我称这类关系为读解关系,这仅仅是一种知识内部的写作—消费关系,难以见到凌然的智慧。

  人民将是知识界的奴隶。无论是专制的沿袭还是专制的破除。人民都将是最大的受害群体。我们只有首先承诺人民的非公民的习性,并从历史视野彻底解除人民这一词汇的合法性、及解除它与专制的契约关系,我们才可能培育出源于底层的自发的公民社会。

  我不否定宪政从上而下的规范将生产出的历史变量,但此种变量受制于人民的力量。否则此种变量将自动归入消费中。如果认为人民必然地将受益于知识界的新宪政,但能以何种方式避免人民成为某类牺牲?我们不能继承“革命是要流血的”这些暴力宣言。这种暴力的本质同样是专制,是知识专制。

  知识专制必须自行破除。

  我强调我的电影制作存在某种向未来开放的对话姿态,是基于我对民生基础领域的考察,在这个领域似乎知识界集体的不在场。在知识界普遍的声明和言论中,难以见到善与美的智慧。基督的血是血,人民的血是血,专制的血是血。人必须首先确保血的价值和未来关系。60年前的血的价值换取的是何种未来?各类事实证明,血的价值首先得确保专制得无作为。知识界必须与人民建立一种合法性的契约关系,以确保他们的话语与人民的需求之间存在平等的交换关系。如果我们从交换的需求理论中找到杠杆,我们就不能视知识界的民主谋略为合法性的良知,我们更不能煽动人民投身于未明的死亡中。

  我们应该从底层从基础上了解人民的需求,然后与人民一道生产出未来秩序。不在场的飘然至上的知识界需要集体反思。无法兑现的所谓真理,到头来都将是视人为材料的惨烈结局。号称旗手的革命者,如果未能真切地植根于民生需求关系中,将成不了牺牲,而只是话语的即时性产品。那些将身体、血液、激情投身于某个未明目标的洪流之中,都不能被视作人的命运的必然道路。

  在独立电影领域,作为独立话语而被知识界植入了良知和发言权的作者群体,亦需厘清自己的身份。我们实际上从未被赋予多少代言的权力,同时我们也没有取得底层良心的合法性证明。至少,就独立电影制度而言,我尚未看到某个试图要自己形成的共同体。而且,这个共同体到底能否摆脱专制的积习以敞开对话机制,我对此深表怀疑。

  破除专制优先于破除现行专制。我们不能将未来押注在某个激情模式中。而破除专制的方法在哪?或许并无现行的成文规律,但肯定存在于需求中。

  我要尊重人此在的壮美,由衷地赞美人此在的黄金属性。

 

  3. 抗争的紊乱和秩序

  现实是一段抒情诗。壮美的是身体、是红色血液,以及喧哗的呼喊。群体暴力美学是游动不定的自然美学。关于如何应对此种群体暴力的知识正在生产。同时,关于如何组织紊乱无序的自发性力量的知识早已成文。我们有些人喜欢用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所谓组织化、秩序化。问题在于秩序化的方法如何摆脱专制积习?

  某个不太武断的结论是:专制是中国人的基因。

  在方法论上,我们习惯了借助成功经验并山寨的方法。城市不行走农村,均衡博弈的力量最终是以达到集团利益为要。因此,无论这个集团是否是民主的最大化和需求的最大化,依然是专制的。因此,我极为保守地建议,哈维尔是知识,不是方法,最多只能视作不切实际的机会主义者的方法。《资本论》是专制对专制,不是谐调共存。

  我如此保守地回避现实的无序所带来的苦难,源于我们太需要壮美的存在。对于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劳动果实的人民,只有忍耐和歌唱苦难。那些秩序化的行动,多大程度上源于需求的根基就会多大程度上获取利益。

  人民怎么能够再相信知识界。

 

  4. 我相信正义

  虽然有太多的人牺牲在被时间抛弃的正义中,但我相信正义。

  正因为正义是即时的权力话语的结果,我才相信正义是可能的。

  道德总是游动的毒蛇,周身不可能均匀。于是,将道德和正义关联的方法必然是局限的。

  问题是,如何来寻找正义?

  一种回答是:寻找正义就是正义的道路。如果我们非要将历史读解为悬空的无聊怪圈,那么正义就永远在不停滞的道路上蔓延,寻找将永无止息,行动带来了如此的历史消费。

  二种回答是:正义没有真与伪。正义是历史秩序的产物,因此它总是处于历史的先发而后被历史的后来者所认同并消解。我们不能过度放大我们之于历史的体量,我们只有几十年来考察正义,并牺牲在无效的行动中。

  三种回答是:没有正义,无需寻找。历史总是有趣地嘲笑了正义者,将他们定格在时间的某个确定标尺上,附注一只意识形态的标签。但是历史不忘告诉后来者,牺牲在意识形态之中是无为的。历史并非要获取行动绩效,而是反对行动绩效,破除正义神话的合法性。

  我相信正义,但我相信没有正义。人民最终要获取生存之上的幸福,被激怒的身体和牺牲,以及秩序化的抗争和革命,都是历史制造的不幸福的此在世界。我们脱离不幸福的此在世界的方法,是即时发现不幸福的根源,估量清晰能获取幸福的代价和牺牲,或行动或忍受。

 

  5. 《秘密人》的政治诗学

  我制作的电影《秘密人》是一种行动的政治。

  我所展示的存在是肉体的,我所表述的观念是非附加的。我只是展示了一个庸常的但可能有些诡谲的幸福通道。我没有将材质视作客体,我将材质的权力突显出来,并祛除附注的作者话语效能。

  这部电影中没有抗争,只有现实的存在。没有读解,只有呈现。没有我,也只有我。

  我说这是一部关于自我的电影。因此,我要将叙事交给材质自己。我的工作只有发现。我的工作只有期待。我期待自我回归,如此我们才可能谈论与自我有关的话题,譬如民主、自由、幸福。现在,我们得寻找自我,我们得建构自我,我们得虚构自我,我们得拥有自我,让自我来选择。这就是我个人的方法论。

  没有自我的社会群体,可视作文明时代的非人物种。因此,他们自然地与公民社会、自由人权无关了。当然,但愿这只是一个假设,我依然相信为正义行动的肉体流淌的鲜血,它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我只是刻意要回避斗争的血腥味和此在的灾难。我必须得相信正义。历史君主应该给我一个如此的赏赐:“自我”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拥有的凌驾于一切观念之上的绝对性价值。

 

  6. 重复的阐释:自我迷信

  我们已经不再信任存在着的统一话语,任由个体话语自然扩散,甚至弥漫进入我们完全不能自理的政治生活领域。我们甚至开始沿袭惯用的老套伎俩来支配话语意志,试图干扰统一话语的整齐发音。我们希望我们的话语意志能够被普遍化,投射在政治的霜花玻璃上,映照某个待形成的话语版图。如此思索,我们中的一些人若获取权力,其行为必然脱离不了专制基因的病理习性。

  我说的这个“我们”,似乎与黄文海《我们》的范畴有些关涉。但是,我相信还存在着本真的“自我”。与其在循环推演的西西弗斯游戏中打滚,还不如退避三舍,先做好自己的小民工作,保障自我意识健全,养护好一颗更稳定更具辨析能力的头脑。“尽管人们彼此有别、立场迥异、甚至意见不同,但是向我们展现的是同一个世界:‘你与我毕竟都是人’。”今日现实中,对自我关怀的功能正逐渐丧失。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英雄意识和坐山为王的帮会制度。漫山遍野的凛凛革新风暴,大多是粗泛和无需投缘的。其将面对的普遍民生尚来不及知晓就已经被统辖进入他们的未来宪政规划中。从我们对抗的历史形式、结构及其效能来看,“自我”从来都只有两种身份可供选择:英雄、小民。英雄施展民主巫术来控制小民,小民被巫术蛊惑着来被英雄控制。我们现在的知识英雄们,似乎也无法脱离这个形制。

  我本人更趋向于“自我”范畴的重新规范。刺破大天得重生,这大天下的小民首先得具备惯常的公共伦理知识。依照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人首先得在公共世界中投射出自己的光影,在恒在的公共时间中刻印自己的有限生命。现代社会,人之条件首要应为参与“自我”规范的能力。我们可做的一项基础工作或许应该转向于唤醒“自我”意识和刺激“自我”关怀功能的生长。只有当人先成为人,他/她的需求才会越来越公共,对不合理规制的革新和刺破将成为必然的公共意志。

  如此,可以避免血腥暴力,可以给小民的“自我”保留追寻的时间,可以破坏知识英雄的暴力图谋。因为知识英雄与小民需求之间永远都只可能是一种形而上的知识逻辑和形而下的自然需求的关系,两者因为距离遥远,难以契合。如此,当知识英雄的知识逻辑无法契合于田野中的小民需求时,这种话语代理关系一般可视作暴力。

  我们不再需要英雄,存在英雄的时代必然是非人的时代。在一个人的“自我”深陷囹圄的非人时代,如何寻找“自我”成为这个时代的首要任务。

  马塞尔·毛斯在《一种人的精神范畴:人的概念,“我”的概念》中如此总结:从一种简单的假面舞会到面具、从一个人物到一个人、一个姓名、一个个体,从个体到一个形而上学的和道德的价值存在,从一种道德意识到一个神圣的存在,从神圣的存在到思想和行为的一种基本形式,这一过程已经完成。

  对“自我”的现实考察,我选择了自己出生的环洞庭湖区域的农村社会。我们的制度建构了表面结实的集体自我观和阶层自我观。这两个“自我”都可视作西方经济学炼金术和中国专制巫术的结果,它们是两个群像。巫术的目的是抽离“自我”的自然属性,统一行为,进行专制。现在,在我国广阔的农村社会,主体政治正向经济生产制度的形而下发展,放松了意识形态约束,“自我”逐渐脱离了整一规划的意识形态版图。在自由竞争的意识形态市场上,各类秘密力量释放烟雾并确定了自己的市场版图,给萌动不安的“自我”行程增加了刺激和迷幻效果。

  2009年初,我的稻电影整理制作了2008年在洞庭湖区域拍摄的材料。这个叫作《神衍像》的纪录片,更多的精力是要表述作者的知识英雄的意图。个人遭遇和知识介入让我有机会观照“自我”在族群写作中的伦理处境。之后,我的工作开始从洞庭湖区域向沅水上游的支流区域发展,这是我2007年工作的区域。我觉得有必要对“自我”的现状进行现实层面上的考察和整理工作。这些考察工作中涉及到意识形态语境的文字详见我的《文化沙文主义的地域化表征》一文。我觉得我的电影工作或许可为现代制度禁锢的现代人种提供人种变迁的有趣选择。如此,我的工作转入对稻作区版图内的人种志考察。这个考察的结果就是我刚制作完成的稻电影的纪录片《秘密人》。在这个电影中,我试图寻找到一个特殊的人种,在他们身上可以看见形式自然的“自我”的符号。我的寻找大概一半是自然一半是建筑,但从某个视野观察,我发现的确存在着拥有“自我”的自然人种。这个自然人种就是水稻文化的祭司们。这个电影同时呈现出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尊严需求。《秘密人》在于要创造性地呈现出“自我”的凌然姿态,或者说变相地为农村粗鄙文化环境下“自我”的天然神性提供合法性证言。

  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作者意志有时总是要凌然独立的,有时这个作者也要依赖某个巫术来构拟对象,但本人觉得在人的自由神性范畴,我的作者巫术是无力的。我不光迷信“自我”,而且的确找到了“自我”。在我的视野中,那些被视作非主体文化价值的低效率的秘密人,俨然成为宏观体制中未彻底覆没的人种。这是我的发现,或许是我的意志,甚至可视作我对稻作文化中精神基因的诗歌暴力。在现代社会肆无忌惮的非人模式面前,秘密人将向无“自我”的仅能称作现代物种的“现代人”投射出“人”的自然光色。稻作区的这个特殊族群,使“人”成为神性的秘密意志的结果。

 

  后话:当知识英雄们以“三农问题”的话题来思虑国政时,知识的暴力产生了。在一个小小的州报记者眼中(见《文化沙文主义的地域化表征》),封建残余的稻作文化永远都是低级趣味的意识形态,虽然它现在转身一变为主体政治中合法性身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意识形态的暴力。一些自认为有良知的知识英雄,对于“三农问题”的知识意见仅仅局限于对低效率的农村社会的自然属性的改造,缺乏对人的自然属性暨成为人的必然意志的公共思考,也间接显露出知识英雄们投射在公共领域的狭促阴影。关于“三农问题”,我将在今年的新纪录片中作系统的政治经济学阐述,这同样会是一部考察“自我”的电影。

 

                                                           201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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