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电影 研究 展览 第二文本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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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崩坏与基层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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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崩坏与基层无革命

—— 基于一个村落的具体纹理及作者在场的体念文本

 
 

毛晨雨

 

  这一年来,特别是近几日稻电影农场周边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我实在无以再忍受此种腐朽的生活。我有些莫名的愤怒,这种愤怒在影响我的年终总结,影响到了《麋鹿报告》的写作行为,姑且将此文视作提前发布的《麋鹿报告》主体(注:报告草案的核心内涵是阐释稻电影如何以一个切分出来的区块——稻电影农场——为模本,从生态文明衍生至政治生态文明,从“圈养种植”走向“社会政治组织”的运作路径)。现发布出来的将是此报告的临时代理文本。
  现在,我所认识的故乡依然还是那个让我充满愁绪的故乡,我的至亲与土地,先辈与血脉,都在这里。我的愤怒源于这土地上的强势群体因一己之私猖狂地侵吞集体利益,他们无视他人的感受与代价,肆意妄为,以建设的名义破坏原生环境并不计后果地代理县乡政府特别权力人物的落地项目,当然自己也可从中享受丰厚回报。这些项目的本质是履行这个落魄政体的洗钱工程。
  村治的崩坏与基层社会的混乱,让我深感社会崩塌在即;如果政治改革无法从根本上梳理并清晰集体法权及民主议事、私人法权及私人主导的权益法则,一场无法避免的社会革命迟早要发生。
  我只有先筑起高墙,从物理上和心理上拒斥这种腐朽生活。我的那些勤劳的农民前辈在一批批故去,能维续的那种顽固的抵御无理侵犯的力量,是我父亲这些年过花甲的尚在坚持“旧原则”的老人们,但他们势单力薄,其中大部分得过且过,凡事但当耳闻。这些不惹事的聪明人当然是一种不伤害身心的不愿与强势群体对抗,且可能受其照应甚至惠顾的群体。年青一代要么外出要么不关心土地。我在湘一年时间内,从未苟同现行村治,曾私下与某些村治主体的村支两委的负责人有劝谕功能的变相说教,根本无效果。经济利益面前,空洞的道理是不值一提的。

    近一年来在乡村生活,我的土地感越来越强烈,视界在缩小,个人感觉可能会偏离理性话语,由此难免一叶障目,行文可能存有偏执不当。本文仅作提示性的简略阐释,我将在后续文本及电影《拥有》等文本中有具体翔实的集中阐释。

  (一)村治现象

  政府自2003年开始取消“皇粮国税”以来,农村的地位就在发生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充沛的财税取征场域,它转而获得了规模性的财政援助。村支两委的日常行政开支和基层村官的工资等,转由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不再是之前的由农民上交中提取。这就是党政的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民们开始享受额度不断扩大的合作医疗,和60岁退休的小额养老金制度。上层政治扶助农村暨破解三农问题,主体策略是向农村输血投资、改造传统农业、改善农民基础生活保障、改良农村基础设施,这些投资以项目的形式向下发放,伴随出现的是权力支配的越来越不公正的现象。与90年代初期的“以工代赈”形式不同,政府对基层村组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被相关权力机关及其代办人所垄断。农民赋闲在家,看着自己家门前的村道建设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其他施工队伍垄断,他们成了自己乡村建设的局外人。然后,农民们发现,他们所拥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将被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他们被政策诱导着进入城镇,譬如学校向城镇转移及由此诱导的家庭迁移现象。

  村民选举
  村党支部书记由党员选举产生,不关群众的事。我们说的村民选举是指选举村委会主任。临时成立的选举委员会,指定几人携带票箱挨家逐户填票,在外务工的基本由其直属亲戚或由选举委员会代办,有些不愿意投票的也由选举委员会代办。如此,就有了竞选者不光要跟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还要与临时选举委员会有良好的互动。这种互动是指相应的红包、酒宴,以及竞选成功后的部分特别好处等。在两位竞选者旗鼓相当时,那些由选举委员会代办的选票将决定结果。
  这其中的宗族关系显然是重要的,村组以族姓聚居,两位竞选者的不同族姓,并不意味着他所在的族姓会一定支持他。人情的离散,家庭与家庭的复杂关系,反而可能是近者疏远者亲,生怕便宜了自家人。这与我之前曾详细阐述过的宗法体系的覆灭有直接关系。
  关于上一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则基本是内定的,3选2时,那个多出来的人,只是被拿出来临时凑合合法竞选人数的相对弱势者。年终村支两委绩效考评时,被要求打分的人事先被分发香烟和工钱,告知都打“满勾”就行。
  如此就是村民选举和村民监督的方式。在我们周边是普遍适用的“制度”。

  利益网络
  村民选举愈来愈激烈,原因就在于从上而下的国家项目越来越多,油水越来越多。部分村落的高价贿选,目的就是要借这个村官的名,在引入项目和赢取赞助方面有口实的基础。现在的村官大多忙于公关,常常混迹于县乡官员之侧,多施奉迎,甘愿充当某些特殊项目下乡落点的马前卒。这些村官自然易遭质疑,由此必联合各族姓中强势者加入其人情和经济利益集团中。在征地、拆迁、改造项目、三农下乡基础设施项目中,村官们需要一个利益集团来消化各种落地的障碍。强人政治和  强权领导,如此构成了乡村治理中“红黑一家”的普遍适用的“制度”。这种制度以经济利益为核心攸关点,至于法律、政策、公义和道德,则是完全不必太考虑的,是谓地方政治经济利益的霸王餐模式,我们叫它村治强势利益集团。
  这种利益集团视项目内容不断自行重组,由此它内部的矛盾往往在于利益分配方面。这种集团的不稳定性就在于某种特殊利益分配不协调时的内讧,随时出现崩溃、双规、下台、换人等情况。

  分配国民财富
  村治强势利益集团,在共同公关获取国家项目(目前我村项目都是如此的)和引进企业后,其内部会按比例分利,所剩资金往往不足1/3。利益得了,项目执行下去时所遭受的“障碍”,他们希望是代价最低的,这时这集团的族姓强人会出面扫除。
  2012年某村引入了150万左右的“国土造地”项目,将本村南边一片近200亩次生林作为废林挖平,其中一片可能不能定格为废林时,他们就放火将其烧干成废林。项目代理人是某国土局领导的弟弟。这些信息在本地是公开的名片。
  2012年底引入某村的水利设施建设,项目资金过百万,从施工方传出信息是他们的承包金额是30余万,其间层层分账级级分钱,此谓分配国民财富。因资金分配结果是只剩勉强完成工程的资金,环保措施等都未作计算,全得仰仗村治强势利益集团及其强人政治。普通群众觉得自己没有投本,被损害的稻田得到了部分补偿,有些利益被侵犯时生怕得罪人以后自己事情难办,就懒得问津了。

  惰性参与
  鉴于目前的村治只是行使从上而下的经济工作的职责,村官们很大程度上将普通村民的主动参与视作挑衅和障碍,他们离不开利益集团的功能。在问责和漏洞百出的财务报表上,这个利益集团发挥着决定作用。贪腐是明眼人易见的。
  部分村民不屑于参与村选,他们觉得反正自己做不了官,上头也不找自己要,谁当选与自己利益无关涉,或者压根蔑视这种假面戏法,如此懒于投票。甚至有村民对村选发表过富有乡村哲理的总结:已经喂饱了的胖子还不如让他继续坐着,没必要重新选出个没吃饱的瘦子来将他喂成胖子。
  村民对村治(以及上级政府部分)缺失了基本的信心和信任,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乡村强人占据主位,大部分人只求苟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少部分因切身利益抗争,绝少部分人站在权力平等的公义立场上援助遭打击的弱势农民。大体情形是:各扫门前三尺雪,强者猖狂任鬼欺。

  土地价值分歧
  乡村价值体系是混乱的,在没有主义、没有政治英雄、没有正义、没有道德、没有信仰的乡村社会,唯有金钱可作价值的尺度。而由于土地无法生产出可观的经济价值,土地也不再是农民获取经济收入的必要资料,它与农民的神权关系宣布瓦解了。土地的神力瓦解了。土地庙转化为现实中村落人情场域的一时表现。这一表现形式我在2008年的《神衍像》第三节有充分的呈现。村民们选择“信仰”某座庙宇,是要看这庙宇的修造主人来定夺是否“信仰”它。如此出现了某个村落几个人情集团各自修庙的现象,信仰转化为一种私人情绪的角逐场域,委实俗昧不堪。目前作为乡村主体人群的老年群体并不享受话语权,权力被中壮年群体控制着。老年群体爱惜土地,尊崇土地产出,哪怕微弱,他们也是爱惜土地的。中壮年群体则唯土地廉价,能种则种之,不能种则弃之,能转让出现金则尽快出手之,能被征收掉则梦想进城买房。近日围绕着我们农场内我家的一块稻田,某些村官说要挖掉200平方,如此好看,好像这也是某县水利局长的个人审美。此要求被我父亲强烈反对,虽有村官及其集团中不少人等劝说仍未得同意;后承包挖掘取污工程的师傅及村官再次要求无论如何要征用我家600平方土地用于临时堆放淤泥,为我父亲严厉拒绝。这个项目显然没有环境、土地损害及废弃的合理评估,项目将给周边十数亩稻田构成巨大损害,大部分只能改作旱地,部分将废弃。村支两委及其势力集团中大部分人认为土地是没有价值的,他们认为以后稻田将无人耕种。而我父亲认为国家每年都在进口粮食,说明我国粮食是缺的,父亲担心“后面子孙要嬲我们这代人的娘!”所谓的国体在老年人心中还是有份量的,他们依然对国体充满期待尚有为国体分忧的奉献精神。而此国体下的执政机构及其附庸网络,被权力资本左右了,政体之朽烂,主因在权力可以兑换为资本的体制中。
  土地神性的崩坏,意味着土地价值失去主体地位的逐渐边缘化,它将与这一社会转型一道转化为某种边缘资料。科技文明时代,用工厂和技术来生产大米,用无土栽培等新型技术来生产大米,生产基因混乱的转基因稻米,但依然还是需要土地资源的。十八亿亩红线估计在十八大前就突破了吧,借用我父亲的话说:机器总不能给你饭吃,子孙总还是需要土地吧。

  集体权益的私人集团化
  近些年,随着土地流转、林权流转的政策,我们周边大部分山林、荒地都被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普通人既无法获取这些土地使用权,也无法有效地创造增值的空间。据我详细的观察,某村大部分原集体资产都流转到了强势群体手中。例1,原来的某村林场数百亩杉树林以17元/亩·年价格被承包掉20年,而且承租方存在续租的空间,此承租方很快通过关系获取了“退耕还林”的国家补助,将这片森林变卖后还将其视作耕地来重新栽树并获取补助;例2,某屋场近百亩次生林被某强势人以8000元价格承租20年,而且存在续租的空间;例3,某屋场的集体水面亦被某村林场的承租方一并承租,似乎是永佃制,价格不高,时间无限;同时,此屋场大部分山林被两户强势人家承租20年。现在稍微懂投资的都明白,通过强制行为,掠夺集体资源是极为廉价的投资。弱势的群体即使有钱也承租不到这些土地。这个承租群体和主导承租行为的强势群体都与村治强势利益集团紧密相关。这些人将本村各种集体资源作为他们套取国家项目并攫取其大部分资金的必要条件,大言不惭这是给村集体谋福利,实乃变相的项目化获利分成项目。这依然可视作以集体资源为途径的侵犯集体权益的行为。虽然,只有相当有权势的人物才能获得这些项目(那些没有权势人脉的村落只能自己掏钱修路搞水利建设),但所使用之项目资源是大集体的共同权益,它被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并被瓜分得所剩无几,这些依然是借集体资源来侵犯集体权益的行为。

 

  (二)农民状况
   
  事实上,村治强势利益集团只是在显性的项目利益下组合并发挥效用,他们大部分情形下也仅一匹农夫,倒不是某个固定的穷凶极恶的阵营。既然老百姓(非村治集团成员)不参与政体游戏,他们可以闲心地享受个人自由生活,如果他们的私人利益未遭受挑衅,他们基本上无心关注村治。

  农村社会经济结构
  我可以将之分解为几个层面:
  1.以农村土地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经济生产和社会交往,其主体人群是老年群体;其支配人群是少数在农村务农的中壮年群体,他们中大部分是村治强势利益集团成员,这个人群基本承载了农村绝大部分农业种植工作,他们是传统农业走向现代规模农业的过渡人群,他们熟悉现代机械,大多进行规模化农业种植。
  2.以农村土地生产资料为辅助的经济生产和社会交往,部分中青年群体在临近工厂间隙性务工,附带耕种一家人的口粮田,这个人群的数量较大,大多属于惰性参与村治的群体。
  3.脱离农村土地生产资料的经济生产和社会交往,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创业或举家外出务工创业,但在农村保留房产、拥有土地,而且还可享受土地出租的佃租和国家三农补助。
  4.户籍迁回农村的天吊群体,这个群体绝大部分在农村无土地无房产等生产生活资料,大多是在早些年农村赋税繁重时迁出的,一般被视作逃避行为,现因农村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等优势,要求迁回原籍,大部分要求土地等生产资料,都被所在村组拒绝,大多只为其提供户籍,以满足其购买养老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之便。
  5.集体资产的收益及分配,因为大多数集体资产被一次性地承租出去若干年,其所获集体资金一般纳入村治日常开支中消耗掉了;至于其中村支两委年终报表上的“其他开支”一项,则多是语焉不详的。
  6.政策项目下发落地的社会经济构成,这属于特殊利益范畴,一般由村治强势利益集团分配掉了。部分人由此类项目所获收益往往达到普通家庭一年收入总和甚至还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碰破了头都要聚集到这个集团中,它可以视作一种特殊社会经济构成。
  7.政策分发给农民的福利,包括60岁小额养老金制度,特困户、五保户、残障人、各种特殊补偿人群的补助。
  总体上,依赖土地资料的经济生产和社会交往的群体规模不足1/3,完全不依赖土地资料的经济生产和社会交往的群体规模大于1/3、接近1/2,剩余的属于部分依赖土地资料的经济生产和社会交往的群体。

  声音的政治
  声音1:长期压抑性的哀乐之后,脑中萦绕的还是这种声音。当一种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观念通过各种媒介覆盖包裹住人时,他的肌肉都将渗透出这种强制的罪恶。
  声音2:乡村文化的知识资产除了7.1党八股外,基本上只剩哀乐了,在死亡丧葬仪式中,古老的祭词虽带文化,但无人在听,这种通过高音喇叭放大声贝的哀乐,包裹住人的喜怒意识的神经,现在的丧葬现场多出现村治强势利益集团主持的祭吊悼词,依然是党八股。
  声音3:为农民提供身份定型和政治社会任务的是在上的政治精英,为农民高声疾呼和呐喊的是在上的社会精英,农民们自己丧失了参与主体政治社会任务的话语,他们失声了,同时失位了,当然一直是失位的。
  声音4:新的一号人物诞生了,他说话看起来亲和、亲民、不高高在上、不语惊四座,这时就有松源村的农民议论开了,说这种声音没有杀气,不够震慑,不够庄重,不够让人跪膝俯首。一些农民还需要威权来慑服,或者说制度惯习训练了人民三跪九拜屈膝俯首的人格身份。
  声音5:乡村公共领域中“公共性原则”的削弱和丧失,公共话语被利益集团的话语掌握后,村治的公共性功能就丧失了。它衍变为村治特权,它容纳了不正义的话语,它享受着各种弱肉强食的欺凌规则,如此,它滋生了鬼魅的气焰,同时削弱了社会组织的基础。换言之,村治崩坏了,丧失契约来保障私人的产权,农民们只能被动地散失在各自的身份利益中。

  礼仪与宗法
  在权力政治社会,政治道德取决于其制度道德。当制度无法确保私人的价值时,这种道德也就不存在任何合法性。用渗透到国民肌体中去的宣传声音来包裹这些肉块,即使是僵尸也有嗜血天性。当前政体欲想以自欺的策略来宣传什么道德,那只会让基层村治多了些广告牌工程,为村治强势利益集团创造了一项业务。
  在49年后被清算干净的各种封建残余思想,特别是宗法体系的瓦解,使农村社会失去了一个强制的管束机制。礼仪的长老制、族姓的族老制、宗法的宗社长制,一概的农村权威都溃败了。固守旧道德的文化制度衰朽了,生产新道德的文化制度尚未成立,由此只剩下了政体的高音喇叭声。

  信仰的崩塌
  我们这个国体有趣的一面是,总是无主义信仰的人在谈主义,无道德操守的人在宣扬崇君爱国的旧道德,拥有无价资产的人在谈缩小分配差距,拥有无上特权的人在谈民主和谐。价值混乱,话语混乱,但权力集中在利益的网络中。这就是我们政体行政治国的实用理性。由此往下的政治社会通识,很快达成了这种共享实用理性的价值观。如此,在实用理性向实用主义延展的政治社会运作中,特权横行,民权丧失,一团腐气,朽烂在国体恶的制度中。
  信仰崩塌了,社会凝聚的动力自然转向秘密社会。

 

  (三)社会基础组织与基层无革命
   
  我2012年初写作并发布了对媒介社群主义阐释的《细分范型与地理权力》一文。我在此文的基础上做了一段时间的社会观察和实践。我所观察的社区(超越稻电影农场的区块),其政治社会组织有三个显性层面:
  1.科层轮廓清晰、管制框架森严的政体系统。
  2.随波逐流的离散群体:他/她们漂流在时间的缝隙中;没有信仰,与混乱的时世一道亦步亦趋相随同行。
  3.秘密结社:当人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权益遭受侵犯而无法获得公义、政治社会腐朽而无法接受等等这些群体,转向了满足其诉求功能、超脱其在世苦难、承诺其来世福利的秘密社会中。
  如果从上往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开展起来,如果民权被特权肆意侵犯成为制度惯习,如果特权不受制民主监督,在某个恰当的触发点上,将引发局部的抗议和骚乱。政体为避讳,将叛乱和抗议一律称作群体事件。政体在丢手地方政府管制这类事件,当事态失控时,上层权力机构一般以惩处部分官员、满足民众部分诉求来表达关切,并由此悄无声息地推广着这种模式。管理层维稳的智识基础建立在老百姓向来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化认同中。当这种管制群体事件和社会特殊叛乱事件的策略被广泛施行时,随之而来的是政策在大体上的亲民倾向的变化,宣传机制中反腐败并规避制度痼疾的求稳求大局的覆盖效应,整个社会充斥在这种暂具说服力的政治礼教中。逐渐细分的价值诉求,各个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公共文化管制的强化,社会公共领域声音的“净化”,使得社会“联动”效应难以形成,难以形成大面积的抗议和抗争联动的局面。同时,社会精英的意识中总没有离开天安门这样的政治行动的快速便捷的场域,社会基层自组织的新形态缺失语言表达,基层的抗议缺失了聚集成势、联动发展的语言基础。如此,我认为近期内群体抗议事件会刺激政体的意志,适可而止的政治体制改革会施行;但基层抗议因缺失支配的话语体系和运作路径,难以诱发规模性的贯穿性的社会革命。

 

  (四)反思

  在简略阐释了我的基本观察之后,我至少还有几个重要范畴需要集中阐释:1,集体的语境变迁;2,人民、群众、私人、公民的各自法理范畴;3,新农村的“新”的范畴及其诱导机制的善与恶。
  仓促行文,难免感性使然,后续补充校改,多请大家意见!

 

2013年1月16日
湖南岳阳稻电影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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