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电影 研究 展览 第二文本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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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泯迷仓道场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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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制度

  在今日之现实中,身体俨然一种制度。

  身体已然脱离原初色相,从官能延伸至政治视野中。我们试图给身体附著非官能的、多余的功能,以让身体承负政治叙事的道德义务。身体创造各种体态以形象地表述功用的需求,它便宜地把握现实、并将自己廉价地出售给政治道德。在今日的身体叙事中,一种欲望和权力抗争的现实急迫地将身体提前支付与历史。

  那离绝对距离遥远的欲望的权力,拘囿裹胁着身体承受超负荷的材质,以构成话语。话语价值系统的内部讯息随着时间滑动,每一瞬间都在遗失,每一瞬间都在死亡,每一瞬间都在脱离自身。死亡是历史的,如此,鲜活的身体永远充当着历史的尸首。低俗平庸的现实总是逃离不脱,性的身体首先被作为修辞而历史化。或者说身体在一开始即是历史的,如同欲望在一开始就追随着权力。

  衰萎的乳房和性器被用作一种特定叙事,被刻意地修辞化——在浮华的政治性消费中,以身体为材质的无关主体的大量隐喻和象征充斥于强行结构之政治性表述——而忘记了主体性的存在。

  既有之身体叙事已然形成一种他者制度的附庸制度。在修辞性社会,身体的权力即“是身体”。而“是身体”的权力之道应是建立一种身体的新制度,以脱离附庸的他者制度。新制度在另一个范畴中建立王国,脱离历史形象;或者说,身体试图从显著的历史性制度中发现自己被隐逸的另一层面相,这层面相一直存在着,并努力在暗黑的深处唤醒迷茫的“ 自我 5 ”。

a. 语言

  新制度是一种发现和自明性昭示。存在中诸元色相在历史的衍进中从未脱离本来面相。有一层面相被隐逸在暗处。如果从社会学 -心理学-生物学6 层面来思考身体的色相,我们会发现身体首先是作为一种存在的技术,作为一种具备存在性属特征的媒介。身体史本身是人类的进化史。身体的社会学 -心理学-生物学范畴亦人类存在的某一层面相之语言。

  身体即语言。语言成为新制度的基础标识。

  田中泯称:“我只是一个媒介而已。”“构成我的一切粒子是舞蹈。”“我用舞蹈来夺取语言。”语言为存在明示去向,以让身体真实地生成于新制度中。

  新制度具备强烈的“破坏”效能,因其道破了存在的真,因其呈现出了某种天道的自明性面相——呈现了被历史刻意遮蔽不见的隐逸面相。新制度是天启之律令。自明性的真自然会以语言存储。

b. 源本

  “本源”从词面上追踪,可以理解为:本来色相之源流。新制度范畴,对本来色相的终极性感受,成为一道漫长的溯源逆行的景观。已经朽腐陈旧的制度中,早已找寻不到本来色相的讯息。逆行旧制度的历史而上,知会劳作与原初的身体意象。上肢从力学上脱离支撑结构、骨骼结构开始变形以适应直立行走、手指开始灵巧化……考古学边佐证边臆测,展示出身体的进化史。

  劳作,感受身体本该是的劳作的功用。功用开始承担起灵魂的暗示,并随之承担运转身体群落和存在宇宙的命运。历史确切地记载了身体史的一些细节,显然有一个讯息至关重要:心理学的发展似乎证实心理技术的应用从根本上左右着身体的进化。譬如舞蹈,在原初社会即呈现出神秘的人类灵魂的图景。“甚至在我们所有的神秘状态中,也存在着各种身体技术……必然有一些‘与上帝交流’的生命手段。”7 某种臆测认为:“感情的表现逐渐与‘祈祷’结合在一起,在古代日本,舞蹈被称为‘神游’。人们把舞蹈看作是神灵附体,并带有强烈的念咒性质——这种形式后来发展成为‘神乐’并流传至今。在日本的神话中有这样的故事:太阳神天照大御神因心情不好而躲在洞窟里,于是,为让太阳神出洞,小姑娘跳起了舞。这里反映出舞蹈已成为一种供献给神灵的艺能,并带有宗教仪式的性质。”无论是历史的记载还是历史的臆测——谁知道历史怎么运作?——我认为历史的某个瞬间或者“漫长的瞬间的集合”中,身体以牺牲色相单纯地承负着灵魂的形式。而这些绝失的灵魂和其形式单纯地感受着“真”。真的朴素并不规避它与幽深宇宙的对话,一切人世的愁歌和凄伤的死亡经历将我们同时定格在“感真”的道途中——永远徘徊在“死亡”意念的道途中。

  田中泯的舞踏道场似乎总在营构——在结构与散逸的矛盾均衡中——寂静沉溟的宇宙意象,以让身体传递新制度的话语。那具名与未名的上帝,也许知会到了身体的情态所承负的灵魂的形式。

 

 
 

 

5 “自我”在陶渊明的世界中是“真我”,真的我。德里达《声音与现象》中关于“我”的阐释从另一个方向启示了“我”的性状。“……如果我的经验在场消失或彻底改变的话?当我说‘我’的时候,即使在孤独的话语中,我是否只有像以往一样在其中涉入话语对象的可能的不在场、我自己的‘这里’的过程中才能赋予我的陈述以意义?当我对我自己说‘我是’,这种表达就如同胡塞尔的任何表达一样,只有当它在对象的直观的在场,也就是我自己的这里的不在场中上可理解的时候,才会具有话语的形态。”(120页)“我”在渐渐地远离,必然将为历史悬空。当我发问以询问我在何处时,“我”的突然地成为思辩的核心。存有与虚无,生命与死亡,既定地成为一对根本地同时思索亦同时面对的对话体。“我”已然孤独,茕茕孑立,置于未名性状的场所和历史——虽然历史与经历的时间相关。

6 Marcel Mauss在其《社会学和人类学》著作“各种身体的技术”一文中综合考察了身体技术衍生的各种确切与不确切的断论。以综合知识经验的分析,终归只是知识经验。

7 见Marcel Mauss,《各种身体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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