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电影 研究 展览 第二文本实验室  
paddyfilm study exhibition 2nd.text laboratory  
【媒介社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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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社群主义细分范型与本土性权力

 
毛晨雨

 

湖南细毛家屋场周边的土地庙 

 

   本文将粗略地阐释媒介社群主义发生的前后文背景。

   我在尚未出版的《莫动仙丹》一书中,信誓旦旦地声称我拥有了特权路径,掌握了炼制专属于我一个人的仙丹妙术。这本以文化丹药的视野来进行文化批评的书,以制造一个话语悖论开题,这个悖论位于我个人对公共福利的设计中:每个人都拥有一条特权路径来密炼自我专属的仙丹。这种公共福利的泛宗教功能,呈现出我对中国丹药术所持有的特殊文化归属感。而这种我个人归属感的公共福利设计中,我个人主导的特殊文化归属感成为此设计的基础因素,既享受这种福利必然地持有这种特殊文化归属感。换言之,我个人创造公共福利的路径封闭在我个人的特权路径中。如此,这种在我个人看来趋向善的福利设计被中国某种丹药术的文化归属感所取代,它开始趋向普遍化权力的申述,而自然地排挤了他者差异的权力。由此,这种公共福利不能视作一种善的实践,因为它的功能封闭在“我个人”的自我归属中,不具备与差异大众平等共享的实践路径。同时,我个人的“每个人都拥有一条特权路径”的设计自身无法抵达他者,其功能指向“我个人拥有一条特权路径”。“每个人”和“我个人”的转换,是普遍化与差异化实践中的各自行为主体。如此,在合法的路径上只能如此阐释:我能创造的公共福利,只是一种我个人的专属意见,我把我个人的意见投入到了公共领域中。

   如果我不向我个人封闭我的特权路径,易于使得利己的个人升华,将个人特权当成满足于社会需求的公共福利。

   “我个人”对于意见生产和意见实践的行为主体有明晰的边界,我生产专属我个人的意见,同时将意见实践视作我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公共福利。这种公共福利的路径基源于权利与义务达成契约的公共领域:权利方面,我发表意见,无论是受何种激励还是自愿奉献行为,都被视作公共领域为我提供的意见权利;义务方面,我的意见生产必须是基于我个人的意见,它不能是僭越个人权利之外的他者和社群的代言意见。这一权利与义务存在明晰边界的契约法则,基源于公共领域的形成结构。

  (一)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意见集成、话语结构、交往行为等,哈贝马斯将其设定在这样一个自我合法的路径中:社会福利国家中的公共领域应被视为一个自我生产的过程。哈贝马斯发表于 1962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所研究的对象是17世纪到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主要探讨公共领域的历史范畴。时过境迁,历史范畴的公共领域自身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发生了巨大变迁,一些论述已不妥贴。在1990年的再版中,哈贝马斯针对社会语境变迁导致的论述局限或论述自身历史化的问题,基于新语境作了一个相对系统的阐释和注明。随着新技术特别是发达的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对传统社会疆界的破坏,公共领域的边界在技术渠道和范型上都需要拓展,哈贝马斯承认他当时忽视了交往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亚文化公共领域”和“某阶级内的公共领域”。关于亚文化公共领域,在我看来,越来越趋向于范型细分和话语自我生产的过程中。

   有几点论述需要强调:
   1,公共领域的形成是一个自我生产的过程,这是公共领域内部制度产生的合法性路径。哈贝马斯为此路径设置的“社会福利国家中”的前缀是地理的前缀,是基础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前缀。我认为我国社会、亚文化社会、社群等公共领域的形成同样是一个自我生产的过程,但存在政治的权力话语分层。
   我对公共领域的中国模式依照权力话语所作的分层范型:
   第一层,主体意识形态或国家理性的主体话语,属于政治公共领域;
   第二层,主体意识形态及其认同体系下的次生话语,属于政治公共领域;
   第三层,非主体意识形态的自然群体组织和亚文化社会;
   第四层,非主体意识形态的惰性组织和“偏居一隅者”集合。
   2,哈贝马斯遇到了新社会语境:1989年的东欧剧变及这一历史事件的书写自身是通过电视转播的方式完成的。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的特征是大众通过电子传媒相互交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选择强制。如此,公共领域演变为一个由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操纵的领域。种种情况表明,公共领域的民主潜能具有暧昧特征。
   中国模式中,专制政治的国家泛社会化、政治泛生活化、生活泛经济化、经济泛特权化,“四化”特征基本地将公共领域挤兑在狭窄的非主体意识形态的范型中,其中,血缘关系、宗族、宗法组织、地理聚集社区等等的自然群体组织属于传统沿袭的保守范型,而亚文化社会范型则在差异越来越易于获得表述和认同的语境拥有强大活力。
   3,哈贝马斯非常认同卡洛尔·佩特曼的女权主义论述,她从性别的角度揭示出排挤女性这一行为对政治公共领域具有建设型的影响,女性平等公民权的观念打破了契约理论对民主法治国家的辩护。正统契约理论被新观念不断“打破”的事实,使得这一国家学说面临严重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或称之为遭遇有活力的挑衅观念,表征着“社会福利国家中”的一种趋势,“在一种无限扩展的公共领域中削弱公共性原则的批判功能。”公共领域新兴细分领域的批判功能,使得人类社会在趋向同一化的进程中自身不断细分为差异的暧昧的亚类型。在中国模式中,政治公共领域基本主导了公共领域的运作,由此形成了与这一主体意识形态对垒的众多形态的公共领域细分范型,这些细分范型促生了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社会分化和话语差异。
   4,拯救正统契约理论的,是麦克尼尔的“新社会契约论”,他的路径是将契约这一法律界的专门术语放在社会关系的动态系统中,重新地阐释了契约理论,并重新地界定了传统法学各基础概念。还魂后的契约被定义为一种规范,一种“有关规划在将来交换过程中的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关系。”

   换言之,传统契约理论的主体性理念被重新阐释的过程,就是社会歧异扩大过程中自动地寻找结构均衡的过程。这基本地宣告了传统的国家学说以传统的模式失效于新的历史语境,间接地转化为冲击现代性事业的解构力量。 1979年的《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挑明了现代性话语的自身不合法,他看到了它的元话语需明确地求助于其他大叙事。由此而延续至今的社会事实是,传统的和正统的组织与规范的结构基础被不断更新。现代性事业的基石被重写,勉强地维系着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

   在本文中,我可以明确地表达这样一个观念: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化结构路径已经死亡,它们难以再寻找到合法性资源,无论是从传统中还是基于现实的重写,都因为缺失社会基础和逃避时间写作,而只能视作一种修辞学的实践。

   我之后的表述还得求助于契约框架,而且我已然将契约视为社会组织的“认识型”样式。于是,我选择了麦克尼尔的新契约定义的内涵,他定义为规范。为了达致约定俗成的表述(如同肯定僵死的社会结构还在勉力维系的中心话语),以及本文叙事的主要目标——作为亚文化社会范型的社群——我依然延用契约一词。如此,我将中国模式的亚文化社会公共领域所遵循的契约(它可定义为“行为规范”,为统一概念和明确细分范型的对象属性)定义为“内部契约”。我将理想型的社群组织的契约定义为“简化内部契约”。

   同时,我将中国独立电影领域视作一个亚文化社会范型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内的各种事务和关系应遵循所有人参与并达成一致的内部契约。这个内部契约的理想方式是所有人行为方式的物理集合。其内部同样存在理性主体主义的总体化力量和权力话语的运作,意见被通约掉的群体和个人自然会分化重组,在充分的信息交换的前提下,理想的物理集合及其简化内部契约的组织路径被寄予希望,这一理想组织就是我本文论述的主要概念:社群组织。

  (二)自我中心的本土人类学

   萨林斯认为西敏司的《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敢于将资本主义当成一个文化的体系来看待。这部作品通过一种双重的方式,将人类学置于历史的中心地带。它不仅视人类学为一门文化学科(即我们所了解并关爱的学院式人类学),而且还展示出或许能被看作是关于西方社会的本土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特点。它通过本土人类学的方法来探究有关人类存在的本土观念,并揭示出这种本土观念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联结点上赋予甜蜜以经济功效。”

   我认为西敏司的伟大创建在于通过“甜”味这一媒介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勾勒出了资本主义过程中东西方的权力关系,形成本质上是对话与重写、而非地理权力的“认识型”路径。“当一个人试图将消费与生产联系起来,将殖民地与宗主国联系起来,那么就会倾向于突出‘中心’或者‘边缘’中的某一个,同时忽视另一个。”我们若使用东方、殖民地、第三世界的地理话语来阐述甜的历史感觉,可以复原这样一个情境:伦敦的普通市民将糖投入苦涩的咖啡和茶中,西方对于东方的嗜血的侵略和掠夺及其收获的苦涩战利品,被糖的甜味转化为一种令人幸福的口感。这种幸福中抽离了奴隶贸易的血腥悲情,抽离了西方、宗主国、发达国家的暴虐贪婪的本质和不人道行为,演变为一个权力倾斜的历史姿态:甜蜜的悲哀。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曾声称自己代表着人类社会良知领域的伟大进程。

   人类赋予世界以结构性特征,这些特征不能抽离历史过程,也不能割裂并制造“他者”来证明自己的特殊地理价值和不对称话语。换言之,“每一方是当另一方在场时才发现自己的现实。”如此,东西方宇宙观的差异使得解释历史的合法路径停留在对话与重写中。人类是物理集合的世界,它不能成为不对称话语的权力路径。西敏司通过加勒比区域的田野人类学工作和文献实证,探寻了这一新的认识型视野。而此视野所努力揭示的正是西方的现代性遭遇困境的现实与历史轨迹的特殊联结点。王铭铭如此总结:所谓“甜蜜的悲哀”,指的是西方的现代性所包含的对人性的双重解释,即一方面认为人有权利从各种外在的社会制约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认为这种解放与资本主义造成的剥削和殖民主义侵略的悲哀不可分割。

   我在此提示我们需要反思本土的认识型方法论。我们公共领域的学者习惯于在语境不对称的情况下移植西方理论,这是一个世纪来我们的“传统”。所谓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学理所依赖的观念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此种带民族主义特质的受欺和压抑学说只是西体中用的不对称话语,它试图站在东方的视野中阐释西方的认识论,然后将自己设置在文化权力的合法接替者的维度上。换言之,它的东方是客体,它的中国是客体,它的话语是一种假定在西方的、非本土性的话语。由此,东方作为自我处于异域的境地,西方作为他者却处于主体的身份中。这些理论的蒙昧性在于历史视野的封闭,即将历史作为一个断裂的片段来进行不对称的话语权力生产。

   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本土人类学的自我实证功能。将本土视作观察对象,并不会干扰本土作为客体所可能释放的“客观性”信息。对异域的观察是一种萨林斯所言的“通过边缘来理解中心的缺失”。对本土的观察就是一种探寻自我宇宙观的缝隙向他者敞开的轨迹,并由此揭示本土思想自我实践过程中“中心”的建立和与“边缘”对话的痕迹。这种痕迹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权力实践过程。由权力实践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经验知识的系谱中,本土中心的思想和他者边缘的思想相互渗透在其中,给我们理解自身的历史运作和社会变迁提供了实证的文献目录,并可能由此衍生出本土的新思想。我的这一论述有明显的目的论,即我相信在我们自身的历史中,一些经验被遮蔽在自我与他者话语的对话途中,而且这些经验可能深刻地指向我们社会运作轨迹的某一个关键节点。在这个节点上,一种新思想潜藏着,但需要我们用一种特殊路径去接近它。现在有学者鼓励我们去将发达国家视作“边缘”并由此理解“中国模式”的经验缺失。

   一点注明: 2008年12月20日到21日,北京大学主办了“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会议试图促进“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一个与60年的经济成就对应的中国学派,即向世界推出一个有成就感的中国学派。我在此文中将特定的中国语境、本土语境、惯性认识下的中国现实概称为“中国模式”。

   特别指出,我这一论述与西敏司强调去中心-边缘的设置实质是统一的,我需要考察站在自我中心位置所审察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的差异区域——特别是我们曾经作为西方的他者,我们更有必要在身份倒置的游戏中,辨析“中国模式”在认知历史方面的差异区域。这个差异区域一般会指向被知识谱系所遮蔽的真理迷雾之下,我相信那里是孕育新思想所在。

  (三) 语境:生产方式的结构转型

   我2011年初发表在云之南影展白皮书上的《写规则与资本精神》一文,简略分析了目前我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公共政策行为的语境。共计5条:
   1,新社会组织方式:其途径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个人权利主要是产权被契约化,以保障市场交换的活力;
   2,资本市场的虚拟情境:实体产业的证券化,譬如农产品的期货化和贸易化;
   3,中国模式的物权时代:模糊的和静态的产权设置,直接侵犯了私人产权的时间路径暨获利增值的权利;
   4,非充分竞争的市场:国家垄断了主要获利产业,政策有计划地干预市场运作;
   5,呼唤新自由主义:传统的矫枉过正思维,目的是批判国家资本主义和政治腐败导致的政治特权的经济绩效化的问题。

   关系稻电影对象的中国乡村社会,公共领域将农村、农业、农民统称为“三农”,学术界的一门显学就是“三农问题”。我的疑问是:为何中国农村总是与问题相关?难道我们农民几千年的传统思维自身是痼疾所在?

   问题的答案落在“促发展”的政策导向中。对于追求发展的政府而言,农村社会是国家现代化的累赘:生产力水平低、土地等生产资料过于分散、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人口基数大且趋老龄化、医疗和养老制度不健全、教育落后等等。而这些问题的实质正是这个国家在城市-农村二元割裂的格局中对农村经济掠夺的结果。这个问题的实质本身是割裂历史过程来谈现象。换言之,是中心-边缘的权利话语不对称的运作结果,其自身是不合法的话语。

   同时,问题自身还应反向追问“发展自身是否问题症结所在?”我认为“三农问题”的症结在问题设计自身。我作 2个设问: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论,是否意味着上层建筑支配着权力资本和官僚资本的生产方式?此上层建筑无法表述绝大部分人的合法利益,是否还能视作合法的政体?
   2,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着降低社会风险、而非增加社会风险的激励机制?如果经济增长是以增加社会风险的方式进行的,那这种激励机制自身可理解为冲击政体自身的解体力量,这是否一个理性的逻辑预置?否则只能视作当前经济增长的激励策略处于失控状态。

   作为传统的自耕农生产方式,政策诱导生产力发展并促使农村生产关系转型,由此导致了农村社会的失衡和混乱状况。我将此视为中国政策头脑过于“精英化”和本土意识缺失的表现。这些精英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所仰仗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二大法器,并不能解决社会分化的问题。我不认为中国经济学家有能力对社会风险设计出精确的计算模型。荒谬的是,他们不仅考虑社会生产,还要考虑社会分配,而且似乎是按照某个精确的模型来“理性地”计算的。这使得他们在激励发展与达成和谐之间走钢丝,个个都象修辞学家。而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家则趋近于权力博弈的精算术专家。这基本可理解为结构转型时期我国精英知识分子智囊层的集体肖像。

   中国政府采取投资拉动和政策刺激等手段大力诱导生产关系的结构转型,我认为其智识基源于国家学说的转型,即由理想主义的政治模式向实用主义的理性模式的过渡。政治的管理体系可以表征:毛时期扁平化的平均权利的福利模式,民众存在感的身份化和身份的政治阶级化;改革之后的科层化管理模式及优先经济绩效的“自由放任”“多劳多得”模式,民众存在感的契约化过程和契约权力的官僚特权化。

  (四) 媒介社群主义

   我提出“媒介社群主义”这一观念和形成观念文本,其初衷是出于解释一些独立电影领域的事务,特别是近几年涉及到的制作批评的伦理观念的混乱和公共对话机制混乱的问题。我对我个人参与其中的这个亚文化社会范型的公共领域,存在意见的权利和义务,我希望能为内部纠缠不清的概念、话语和观念范畴等重新界定并重新构筑一套适用的批判理论。我并非是要原创一个新观念。我将桑达尔等代表的社群主义,就中国模式的特殊情境进行了在地化的延展。其基本范畴未作变动。可能的发展在于对媒介路径的强调;可能的问题在于针对中国模式的具体现象有形而下的论述,因为我对实用和功能着迷;可能的变异在于其初衷并非取向真理话语和自然科学必然性的方向,而指向这一话语范畴在中国模式的具体实践;可能的狂妄出于我对新思想的渴望,由此我将当前话语秩序的紊乱归咎于认识型结构的僵化,我将重构公共领域的认识型样式,完全针对中国模式。

   定义
   媒介社群主义:社群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变量,个人及其自我最终由他或他所在的社群决定。随着文明的进程,政治范畴、公共领域的结构、社群组织和行动方式等向新兴媒介拓展了它的边界,并由此发展出媒介社群主义。

   媒介:我延展了德弗勒的观念,在他的定义中媒介可以是任何一种用来传播人类意识的载体或一组安排有序的载体。具体而言,我设置了这样一个分类系列:1,政治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社会话语、文化等媒介形式;2,公共领域、婚姻与血缘、宗族与宗法、共同体组织、地理权力群体等自然组织、亚文化社会组织等媒介形式;3,礼物和契约发挥效用的部落文明和市场文明等媒介,以及中国等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混合体的交易领域等媒介;4,传统场所读书会、传统书写和信笺、广播电视电话及缆线和卫星通讯终端、英特尔网络及web2.0制度、超导和光电通讯技术等媒介形式;5,如果可能,我希望它仅仅只是一种信息的载体,一种符码,无论它传播与否、它的自我识别和记号功能都对它自身有效,无论是人类意识还是动物意识,无论是自然界的还是超宇宙的,无论是有序的还是无序的,无论是价值的还是勿谈价值的,无论是语言的还是不存在结构规律的,等等,我要开放这个包容空间并让它向时间开放,以致于它以无限包容的空间和时间维度而逐渐削弱公共性原则,并由此难以具体分类和辨别、而更多地趋近它自我的世界内。

   逻辑基础
   1,差异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属性。权利的集中和垄断、话语的通约及总体化和中心化,都只能视作极端社会环境下的非自然的、不合法的行为。人类社会恒常存在的信念来自于人与人平等条件下的自由契约行为,尊重差异就是尊重人自身。
   2,理性话语及其历史运作到了该下神坛的时候了,社会组织的亚文化组织特征,宣布必须整一话语和绝对话语的资本主义话语方式的不合法,经验的知识理性不能合法地成为推导未来的话语中心,偶然与未来将是我们唯一合法的期待。
   3,各类决定论逻辑,都是试图以理性来绝对化社会运作路径的“神权”行为,理性自身摧毁了神权的天赋途径。决定论逻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下的经济决定论逻辑,首先假定了每个自然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无产阶级中的每个人都懂得如何做优势的计算。如米尔斯所言,“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作了同样的理性假设:只要有机会,人自然会从政治上认识到自己或阶级的利益。”
   4,正义过程还需要组织,社会进程还将依赖组织,这必然涉及到公益政治的问题。由此,完全无视他人权利的个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行为,是忽视历史过程的理想范式。
   5,生产方式的转型问题(我国基本上是政府诱导行为)必须与意义、文化和语言的转型问题一样受到批评的关注,特别是在我国媒介路径的延异及政治社会风险加剧的语境下需要全新的批判理论。

   功能
   1,自我组织
   媒介社群主义将分离社会话语,以让歧异形成亚社会组织或亚文化组织或某些利益相关者组织,可以确保组织权利在群体内部获得自我的认同。譬如女权主义、同性恋、少数族裔、种族、秘密社会等等,都是这类自我组织行为,既达成自我价值认同和建设又诉诸社会行动和权利保障。有些组织方式的媒介路径在互联网等领域的拓展,呈现出微政治的物理性聚集的民主特征,这种民主的包容性强烈区别于民主集中制的价值模式。换言之,媒介社群主义保障了人的差异属性的社会认同路径,保障了人存在的价值路径。
   2,内部契约
   桑德尔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中以罗尔斯《正义论》为对象展开批判。
   在我看来,与其构筑一个向真理世界开放的未来性观念,不如基于现实语境构筑一个“局部真理”的阐释路径。显然,当前语境下,新自由主义在失序状况面前挑起的类同个人主义的权利行动既无社会实践空间又由于缺失秩序和制度而无法形成一种集群的行动力量,或者说它易于成为一个悖论:构造人类迈向自我的乌托邦模型之际失语于社会契约文明的大框架之中。
   在中国,强调个人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将在这个夸饰阶级权利路径的政治生态中显得荒谬。近一个世纪的经验中,没有哪个主义可以确保它对未来保持真理的绝对性和开放性,我倒认为尚不如采取实用态度,以社群为基础运作组织,在合法于政治过程中的大多数模式的基础上,实现社群的权利。社群主义因为政治过程而可能存在通约权利的行为,但在争取共同权利空间的路径上,这是它自身需面对的内部契约的问题。
   罗尔斯界定的权利基本范畴(自由、机会、财富、收入和自尊)是在充分的自由契约的前提下所达成的社会关系,它不需要内部契约。而且认为群体契约必然会通约掉个人中心主体的自由支配关系。当然,桑德尔认为这种自由并不会引领人们走向善和幸福。
   另外,内部契约的社群组织,将在政治过程的大多数原则下发挥话语集群的政治绩效。
   任何僭越社群内部契约的个人和群体都自动地视作脱离此社群组织;任何僭越社群间契约的行为都可视作一种侵犯权利的行为。
   3,简化内部契约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通约权利的内部契约问题,在信息对称和足够充分的情况下,可以构筑更细小的社群组织,以达致权利表述的物理聚集。媒介社群主义既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保障反抗社会总体化的“正义”任务,最终这一任务有可能会消弭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间隙,达致简化内部契约向自由契约的发展路径。当然,桑德尔反对罗尔斯“权利优先于善”的基本理念源于社会道德有保障他者权利的义务,或者说他已然倾慕于一个和平互助的世界。
   4,制度基础
   在实现了社群组织的权利保障的路径之后,我有理由相信,社群之间的契约形式将最终决定社群间的组织关系,人与人,人与社群,社群与社群,形成契约和保障他者权利的义务,如此共进互助,方谈得上理想世界。当然,这只是一个似乎站在真理方向的乌托邦设想。我本人取向实用,以求我国社会在各类型的自我组织中,形成村落、宗族、少数族裔、种族、文化组织、亚文化组织等等的简化内部契约的制度,以充分共享信息并达致相互尊重、互助有爱的社群组织,保障细小的个人对于差异意见的基本权利。当然,细微之处的努力必将在最终的政治、阶层对话中发挥制度的正义功能。
   政治的衍进如果是基于对社群中个人权利的尊重,才谈得上是善且正义的方向。

  (五) 公共福利的道德

   我在本文开篇已经明确表述:个人意见及实践只能视作个人与公共领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不能视作创造公共福利的道德基础。

   个人意见与公共福利的关系只有公共领域自身才能作出合法的解释,而此解释显然受制于此公共领域形成的契约内涵。就社群而言,简化内部契约的内涵自然排挤了个人意见的权力,社群各成员间共享的是一种意见集合,如同一个诗的文本,原本孤立的词与词以物理的形式聚集起来,形成词的集合。社群的简化内部契约就是参与社群的成员的意见集合,或词的集合。但是,词的集合并非毫无秩序,这一集合的结构源于它承载的所有成员的政治动机。换言之,作为词的集合的简化内部契约承载着社群共同追寻的政治意见。

   如果我抽离“参与”的政治动机,而纯粹转变为一种自然行为,可能会使得社群政治意见的权利显得虚幻。而真正引起我警觉和兴趣的正是对这一虚幻功能(如果虚幻也可视作一种表意功能)的探寻。在理想状况下,“参与”依然停留在原始社会组织的行为规范中,社群组织的意见集合就可能只是“参与”的行为本身,或者说只是行为集合。人与人组成群体共同狩猎、抗御野兽和其他群体袭击的群居策略,自身约定了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及公共福利的范畴,譬如哪些是共同物品和共同行为,哪些是私人物品和私人行为。

   社群作为参与政治运作的基本变量,它的意见集合是以共同政治任务为指向的。社群组织不是固定的社会关系:不强调共时性也不排挤历史意见,不强调共同空间但强调可以充分交换意见的共同目的和方向;它不是一个身份的社会关系,因为它的行为规范是契约形式。

   社群基本是一个意见集合,不排挤社群成员与其他社群成员之间的意见集合和社群组织。对于一些固守生死同盟的组织,具备管理的科层制度,身份的功能被追加,时间的功能带有政治意志,这样的组织是政治组织,是政治基本变量的聚集或有组织的政治机体,是严格区别于社群仅仅作为政治基本变量的功能定义的。

   从公共福利的角度考察,社群作为意见集合的政治基本变量,各意见之间暨各成员之间共享各自意见组成的集合,个人意见求助于意见集合的政治功能才能获得表述。如此可见社群组织内部各意见暨各成员互为公共福利的创造者和受益者。或者说个人福利取决于公共福利,而公共福利是个人意见的价值集合。

   这是一个理想范型。这种共同政治意见的生产过程,秉持民主的互为合法的路径,表征为充分的信息交换和行为主体的独立生产空间。在社群内部,合法性的路径基于互为独立、互为认同、互为组织、互为福利的价值模式。显然,这种价值模式建立在尊重个体意见的权利基础上,不侵犯他者权利和保障相互权利。这一认识型样式应成为公共福利的道德基础,也应成为正义范畴的要素。我认为这一认识型发展了 2个方向:
   1,差异的自我找到了回归自我的路径;差异的“人”不再是“匿名的思想,无主体的知识,无身份的理论。”
   2,个人意见合法性路径的生产和敞开,肯定了意见的“人”即自我的存在,构筑了政治话语的基本单位——社群——即自动地合法地宣告了社群与政治主体之间先天地存在契约行为,这一契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范畴只存在对话的路径。

  (六) 秩序与他者

   有两条路径神秘地耦合在一起:
   1,自我中心确立之后,他者开始显现;
   2,他者的分离和确立,导致自我澄清。
   这两条路径思考的是“人”的独立性空间的决定性条件。

   这一思考本身是历史的。特别是中国模式下的“人”之自我是如何确立的,本身就是一个认识型的衍变过程,只是一条历史轨迹,却不是一道思想光芒。从政治过程来看是一个身份衍变与权利范畴不断明晰的过程。

   我在 2010年的《“自我”的政治》一文中阐释了关于中国人自我认同的“迷信”路径。今天看来还是切题的,而且没有因为我的阅读和思考的发展而暴露过多无知。(具体的行文请大家阅读稻电影网上文本: http://www.paddyfilm.org/study/self.asp )我在 2010年3月完成的电影《秘密人》,其读解和阐释的路径封闭在电影对象与作者的互文之中,它并没有向这一路径之外的他者路径寻找理论力量。当然,也就是这部电影,使我对中国独立电影批评理论的缺失与狭隘提高了警惕。实际上,自那以后我不再信任中国独立电影批评。《秘密人》是一部关于自我的电影,我展示的存在是肉体,我表述的观念是附加的。我在一个庸常的“本土化”——对观众显然是异文化的、诡谲的——的语境中,还原了一个特殊自我(傩艺师)神性的话语路径及其实践过程。这部电影提醒我自己进入到探寻“中国模式”特别是其认识型样式的工作中。

   我在近两年所作的田野实证调查中,重点关注土地关系的衍变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土地权力的新观念被粗鲁的、暴虐的以至血腥的策略实践着。集体土地的权利范畴被地方政府肆意篡改,政府界定土地权利的不对称话语生产了丰厚经济回报。这直接地生产了经济发展的理性模式中政治特权与经济绩效的交换制度。在法理上,身份向契约的进程所隐喻的中国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得以实现。而由此制造出“失地农民”这样一个身份悬置的荒谬称谓。

   在这一过程中,土地从自我的身份确认向“他者”经营权转化了。制度话语的功能是抽离土地与神性的关系,消解并祛除土地神性的意识形态,土地不再是神性的存在确认物,它只是一种自然物。由此,土地在强制认同的制度暴力中渐渐地形成新时期的认识型样式,它开始声明它与农民之间的契约内涵仅仅一种经济核算关系,它不是幸福的路径,更不是维系身份的必要媒介。它从本质上宣称它自己相对农民而言只是“他者”。土地生产资料的权属变更、规模化的集中和资本下乡等障碍自然解除了。

   如此可见,土地这一事物的权利范畴被秩序化的过程,对应着暴力制度运作的痕迹。这一痕迹见证了农民与土地这对耦合物分离出“自我”与“他者”的过程。其结果是农民进入身份悬置的蒙昧中,而土地则进入现代化的自由中——一个被权力资本控制的隐喻世界。

  (七) 现代性的鸦片生产

   在《莫动仙丹》一书中我花了大量篇幅来描述鸦片生产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国历史的近代化有趣地与鸦片贸易相关。英国人征服南亚次大陆后,从土著人那里开拓了鸦片这一特殊产品,将其作为具备“药用性”功能的特殊商品出口给中国。随着生产供应的增长,经销商结合普通大众市场塑造了鸦片的保健功能。这种保健功能具有神奇地让人上瘾并固定客户的特殊性。中国的鸦片需求得到了很大拓展。吸食鸦片的昂贵开销导致了大量普通家庭的破产、社会经济的溃败,更主要的是中英贸易的白银流动因为鸦片贸易而发生了更转,大量白银流出中国。中国政府经受不起贸易逆差导致的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的货币危机,对鸦片进口进行了严厉管制。鸦片贸易的正当性被打破。由此导致了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政府战争失败,鸦片贸易重新合法化,中国则开始了被西方宰制的历史。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刺激了鸦片在本土的种植,隐形的鸦片贸易战以非理性的策略展开拉锯战,期间中国士人精英知识分子提出了“弛禁土产鸦片”的“以土抵洋”策略,中国人最终打赢了这场漫长的贸易战。到 1906年,中国土产鸦片基本取代了进口,完全实现了国产。这场颇具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商战,表征着近代性的认识型样式。我无意于深究战争发动的帝国主义殖民逻辑特征,我更愿意考察鸦片这样一种道德上饱受抨击的毒品是如何从被禁止、最后发展到生产的本土化和在地化的。同时,在分析这一历史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关系。在晚清政治中,鸦片的本土化过程直接地与士人精英知识分子的意见和行动有关,这些士人大多身为地方行政长官,特别是云贵和川陕等适合鸦片种植的地方,鸦片的高收益率驱使地方政府出于税收等利益,保护并刺激了本土生产的发展和最终市场占有。

   这其中隐藏着一个中央-地方的利益博弈关系。如同鸦片药用性的历史隐喻,我国现行的税制直接促生了地方政府对于地方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自治”的实践。特别是土地财政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强拆、强占等公开掠夺私人财产的暴虐行为。中央-地方的权利博弈主要在财税分配制度上,也正是这一制度使得地方扩大了经济的权利,由此生产的政治腐败只能归咎于中央政体。地方化政策所生产的政治混乱,严重地诋毁了这一政体的基本合法性。中央-地方的经济领域关系已然转向自治的特征。如果这一形态从经济领域向政治、特别是民主法治领域拓展,政治自治和地方间联合的力量,势必将改变目前中央-地方的“中心-边缘”体系,而重现联省共和的革命路径。

   我论述中对于关系同构的联系和转喻,使“土地权利肆意被地方政府侵犯这一事实、与自治的地方财政由此获得巨额土地收益的关系”被转换为关于迷幻、狂暴、非理性、道德失败、伦理混乱等鸦片的历史意象中。

   德里达在谈话录中专门针对毒品这一现象进行了修辞学解构,“......毒品的概念是一个非科学的概念,它是在道德的或政治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被赋予意义的,它本身就带有规范或禁忌,它不容许任何描述的或实证的可能性。它是一种法令,是一个玄妙的术语。”台湾的邱德亮在《从局限经济到普遍经济:鸦片消费的东方语艺》一文中,例举了西方以鸦片为写作主题、有吸食鸦片等毒品经历、以鸦片经验和其他刺激性物质为思考对象的伟大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等。他的叙述易于让我“玄妙地”生产一个有趣的转喻:我国吸食鸦片的历史现象是一种民族性的、种群性的艺术实践行为。

   从鸦片本土化到联省共和的革命设计、从鸦片的非理性到当前政治的非理性,可以构筑一个玄妙的明喻:我们的政治权力运作如同一个极端的艺术实践,它虚幻得不再需要考虑现成体系,沉浸在修辞的和风细雨中,微笑着继续虚幻的实践。这是中国模式的现代性遭遇的愚蠢的发笑。

  (八) 地理的本土性权力

   格尔茨在《地方性知识》中阐释了与地方权力相联系的地方文化:只要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地方性知识”的一部分并且在其中工作是一个阐释而不是翻译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地方文化作为可阐释的文本或语言来考虑。

   我对地理的本土性权力的大致规范是:在文化的意义阐释路径中,地方文化的空间和历史经验所深刻表征的系统,是作为使它自身合法化的认识型样式来运作(实践)的。换言之,地方文化拥有解释自我的合法化权力路径。这种将权力与地理联系起来的观念,将在越来越分化的政治社会中发挥重要的阐释功能。

   社群及其媒介契约于自我并表征自我所在的差异区域,构成了公共福利的正义地理。因此,社群拥有使自我合法化的地理的本土性权力。这一认识型样式使得理想的简化内部契约可以合法地解释差异。

   我将关于差异意见的论述建设在自我合法化的路径中。中国模式是如此地缺失对于差异的尊重和理解,这种缺失在思想领域更为显著。鉴于中国模式的国家学说的西方化转型,我有理由认为它自身地理的本土性权力并不是基于尊重差异的集合,所以无法抵达合法阐释的路径。而且,媒介社群主义基于对差异及其公共领域的基本阐述,本身排挤了极权、专制的政治形式。它试图为政治基本变量的建设提供合法的阐释路径,以生产意见并充分地交换意见,通过意见实践来改造政治主体的制度。当然,中国模式中政治修辞化的民主形式,只有通过重构认识型样式,方有可能改变它不能契约于差异力量的自身症结的根源。

   媒介社群主义的提出,期待能助益于我们政治组织的认识型样式的探索,并由此把握差异的组织形式,从而保障在政治的结构转型中,那些被权力遮蔽的领域获得表述意见的权利。当然,它发挥的效用即使不能趣味于我的期待,能促使我们自觉地尊重社群简化内部契约的方式,创造内部良好的意见沟通的平台。我想它至少对于近期观念混乱、概念蒙昧不清的独立电影领域来说,应该是有所提示的。                                                            2012年01月05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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