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电影 研究 展览 第二文本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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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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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地史、人造泛灵物和技术萨满主义

 
 

毛晨雨

 

*  稻电影农场的地方稻种的保护性种植,在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的情状中对位于改良稻、杂交稻、转基因稻的形象——生殖上退化、绝育、破坏源头,以及自花授粉、单向、现代化、有害的概念。这种类二元论构造,是要刻意区分原创性与编辑这类概念吗?转换一下。这个转换的反问,切近粮食与未来、精神与幸存者游戏这类相关性连接。当我从高铁上穿越华北平原的江苏山东河北的农业场景时,它们已几近于完全是依靠深井和提灌的设施农业,既是占广大农业区的普遍性的现实,又是农业的本土知识的失真状态不可能溯回的还原情状,而它们的出路事关着数亿人口的果腹之食。如何理解本土知识的编辑,暨如何生产出适配性的本土知识,以响应土地与产出模式,以响应未来主义稻的或亲属或类比的关联呢?可能的“未来”,重创我们信念的首先将是食物危机及其引发的灾难。这里作为一个注引,仅为明确绿幕写2018向泛灵物2020的腾挪和跬步之间,个人的写所要安放的位置。

 

COVID-19疫情与后真相的科学剧场

无不以狂喜的情状来目视着手机屏幕的疫情论。这省去的主语,既不是主体的待召,也不是匮乏和贫瘠所致,它需要被悬空着,保持转速,成为一架托举起来的引擎。它展示欲望。
COVID-19无法言说,或者说它欲望说出。事实上,它说过的话,之前在地质区块中隐蔽不现,我们无从考证它到底如何言说的,更无从检验绩效,但基于它目前能力的阀限状态,我们不能不追加它的言说(或历史)。而现在它正在说的,已经在全球大流行的感染者和死难者的数据统计、在各种经济体的财务曲线中发布出来。一定程度上,当然这多少会指向虚无主义,COVID-19是后真相的生产,它在我们的手指滑动屏幕时发出任务,在我们注视它时即被感染。这样说完全不以构陷受害者来对其第二次加害,而是,现有科学陷入了表达的困境,而媒体领受了真相与事实的代理权。
COVID-19作为后真相产物,有充分的认识依据。一方面是关于COVID-19的性质被转换为政治媒材,统治者和意见领袖们的陈情-言情策略替代了COVID-19的政治实在——它的本体和各种不同情状下的受害者本体。媒体信息的传染性压制和抽象化了COVID-19在实在界的传染性,无论形式和内容,媒体即真相,媒体即抽象化实在;另一方面,COVID-19只有经由明显症状来诊断,且须结合影像等其他手段,暨从它的行程踪迹中(被损坏的肺和其他器官与多项依据征兆)推论它正释放效力。这意味着它与我们共存着的事实,特别是那些未有症状的阳性信号的确诊感染者和无感知的自我治愈者,几乎全然由我们的社会心理感知来确认它。
人类政治的中心论调:我们与COVID-19迫不得已地进入了共存模式,COVID-19暂时取得了主权者位置、领土和加赠的人类席位。政客们和意见领袖们用不着为COVID-19的席位喋喋不休,这省去了很多麻烦。当然,我们与COVID-19如此干净利落地达成的外交,本质是人类政治能力的缺失所致,但却不能因此宣判人类政治不再需要权力和统治。现存人类政治情状,恐怕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地球人——克隆化、赛博格化、机器化的后人类之前的最后一个源头的人类——时都会试图吞并周边所有来构成它的“世界”。事实上,它们果真一口吞下COVID-19,这不是隐喻,COVID-19被化约于我们当前的政治中。显然地,COVID-19的事实存在和对人类政治的干扰,无需征用超验主义和降神仪式,疫情的蔓延与媒体的转化之间的界限性、伦理性的脱节,正在逐步深入为因主-客体偏离化设计和单向的政治占位所引发的政治灾难。
首先是媒体政治的灾难,它征用的科学话语,从未真实地指向COVID-19的本体。六个月来,科学和医学领域几乎耗尽了方法、手段和策略,也没有能真正解析出它。如何解析它?单纯的一段RNA短链?还是一种生命讯号模式?收集所有亚型和支链?在统计学上化约出一种关于基因信息的民主?解析它,意味着我们对它实施了全息化感知,它进入一种控制论模块,不仅仅是病理学的肌理认识,更深刻的层面是它所生成的“社会”概念。
现在,矛盾汇流成媒体政治的灾难。各类政治体围绕各自利益模块配置策略,投入了新一轮的政治和外交战争,不惜发掘和再加工人类政治的历史遗产,而它们往往是黑暗和罪恶的代名词。可是,人类政治已有的认知模式对COVID-19的生命行为和可拓展性的认识不着边际——诊断趋向于个案和分类学,而不是普遍性适用,免疫理论认识着它但对它的变动缺失跟随能力,由此导致药理学模型及疫苗研究总是处于对变动对象的跟随不力的状态——以人类政治的主体性倾向设置的非对称性,无法跟随那一认识客体。认识客体真实存在,但只以效应(病理学的踪迹)显现为后真相的存在。
COVID-19以未来主义来客的身份进入我们的政治生活。科学能供给的是搭建剧场。科学自己来扮演一种波或一种意识,试图测绘和勘探科学自身这一总体性框架中的COVID-19的角色分工,而COVID-19没有“真实地”出场,它在剧场边缘经过。科学剧场在非对称的轴线上竭力推演具有“服众”效用的舞台形式、剧情、角色和整体气氛——需要描述一些对应情境:在极权政体,统治者们主导剧情,媒体政治生态单极化和糟糕的民主状况,不能辨认真相与谎言,意味着无真相可言;在民主政体,政治正当性、选情策略和政治人物形象的塑造需要不断发明剧情和加工疫情,算法黑幕衍化着各翼力量,它纯然进入后真相政治。
因为无法被感知到形象,COVID-19没有分配到角色,它只是科学剧场外的一名过客。总有一些不经意的政治图像划过边缘,科学剧场中的COVID-19总在边缘经过。
由此引向时间政治的界限性、伦理性的维度,不存在一场阀限状态的边境战争,而是时间政治的不平衡。COVID-19没有登场的科学剧场不可能当前。科学剧场是历史剧场。科学总体化的能供性转向它自身的历史框架,虽然它在竭力地迎向COVID-19。准确地说,科学被COVID-19的阀限状态倒转出自身的限度和政治最大化,它自身只是被这一状态相对地抽离出位置,而实际上完全不在状态。科学是社会建构谱系化工程所称作科学的那些指认,从形式和内容,辞令和形象,来扮演着人类政治生活中一架可资借助的普适装置。或者说,科学是一套政治话语。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科学,听命于一种不断塑造的正当性安排,理性的安排和政治正当性的安排——我们回忆一下不久前反封建迷信、土著思想毁灭大屠杀和猎巫运动的血腥档案即可知会。在人类政治生活之外,在我们能力的阀限状态的感知之外——社会建构之外的存在,被划入宗教、神秘主义、异质力量和遗弃的界域。COVID-19的全球化大流行与科学和医疗系统的失灵这一事实,把科学倒逼回时间政治的历史,一种历史产物。科学把历史的能供性竭力拉升到时间的最新刻度上,依然是一个历史的刻度,进入它自己的时间政体的阀限状态。
经由COVID-19检验过科学这架时间政体的剧情模块,确认了它正处于当前之前一刻。媒体政治中,COVID-19作为后真相,导出了作为真相的科学。统治者们宣称的对COVID-19开战,是向媒体政治发动的内战。这触及到时间政治的伦理,即使动用一切仪式降神来进入阀限状态,历史也不可能倒逼出它自己的后一刻。
换一个视角,从COVID-19的口吻来编辑从科学剧场边缘经过的台词,“它们把我视为一种有经验依据的历史产物,一种连续的、非中断的、进入它们的时间政体的、同时意味着时间-生命的政治允诺、一种存在。”这还只是一行台词的化约,那些被当作污染源处理掉的受害者尸体及其所携带的COVID-19的生命本体,每一个都应有其政治载荷和思想维度,以生成当前时刻的巨大洄漩,以生成一架欲望的战争机器,去展示当前人类政治的空转状态,去冲散科学剧场和历史、后真相和各种属性的总体主义、各种统治模式和它们的时间政体。

 

地史作为边际物

为了迎向迫近的当前时刻,迎向我们的生命,一种矛盾的双向选择被横跨:历史作为类线性的设计,借用到对科学总体主义的抽象化和历史化;历史悬置起来,它的决定论被解除,当前时刻作为降临,而不是源自我们的前一刻。
这一矛盾的双向横跨存在辩证空间。地史中心论中的人类历史,来自事件、文献谱系和祖先记忆,它大体表征为权力历史和部落记忆;地史宇宙论中的人类当前时刻,过去与未来双向地到来,叠加出我们的陈述时间。
宇宙论中的地史可以被化约的情状,成为我们中的马斯克们的焦虑症之源,它们选择“科学地”逃避。降临,是对结构、连续性、推论装置的解域操作。降临,悬空了关于末日审判、混沌再造的意识残留物的社会建构。降临,以狂喜之情状,已居住于我们之间。降临是游牧机器,它在科学与宗教、历史与记忆、人与非人、生命与异质性存在、生殖性与算法矩阵、性灵与器官等等类似的组合和群集中穿行,既不事缝合也不事分裂。降临是超越二元论和多元论模式的内在观。换言之,地史宇宙论即使给出审判,地球政治也不应终结,这取决我们的行动,我们需要在能力的阀限状态上、在行动主义视角上去发明一种内在观。
降临内在于我们当前时刻。这可以视为一种内在观。这可以理解为切近我们生命实在情状的一种降临观。这是一种横跨式降临观,它在地史的宇宙论和本体论上组装。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做。以德勒兹和瓜塔里“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形而上学为蓝图,卡斯特罗的食人族形而上学,以本质上结构主义的框架,思考的是人类学与哲学之间的倒转。这种倒转提供的思想资源,在将非西方的形上学倒转回西方形上学中时,同时将人类学的自恋反构在(西方的也已经是我们的)现代性的焦平面上,与拉图尔和德斯科拉等的思想一起,人类学既不自恋于要独断世界和人类,也不直接实证哲学的假设,人类学——成为人类的议题——主动承担起迎向当前时刻的任务,以白人和非白人、人类与其它生物、生命与异质性存在等等关系的结体和联合,来平等地、对称性地收集它们之间的裂缝群集,构建矩阵系列,寻求表征空间,去生成生命。重要的是,去生成生命。
人类和自视为人类的、生命和可以表征为生命形式的、关联和可以建立相关性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操作和联合,一如在我们世界实存的各种本体,去共同地迎向当前时刻的降临。降临是对存在的汇聚,降临让我们以友爱去联合和发现“邻人”,降临是行动意义上的生命联合和共同生活下去的幸存方案之内在性。降临在德勒兹说出的生成-生命的哲学图式上敞开,在对“邻人”生命图式的友爱式关怀和联合中实践和行动。
降临内在于“我们”的生命图式中。地史作为边际物,给出了降临的意涵。我们说出地史的再多的本体论故事,也只是为了迎向当前时刻,我们为行动重勘意义,而这可以视为地史欲望给出的。

 

人造泛灵物和遗弃的哲学:本土人类学分析

对现代化的批判,如何转化为行动意义上的效应?一些现代化设施体量庞大到已经改动地质,人类纪的形象与现代化释放的效应之间有后真相关联。这是人类纪概念被批评所组装的辞令:现代化形象作为恐惧的尺度而不是作为巨大的礼物,被人类纪概念构造为一种后真相政治。
这里需要花一些篇幅来分析“云梦泽”篇章中已经提出的交际区域概念。交际区域是对交际概念的改装和情境化。从洞庭湖的本土知识概念上,COVID-19首先是政治地形的分界。从行动意义上思考,地史视角对于“云梦泽”的消失与COVID-19的出现这一时间区段的政治地形,可以作为一个具体个案分析。
在我试图写COVID-19的民族志之前,我认为“云梦泽”这一地理概念需要被提前、被预置在一个思考的界域,构建本土人类学分析的台基。或者说,云梦泽概念需要优先构建。当然,这种构建不排斥为后续线索提前设定锚,在我的分析中,云梦泽是认识COVID-19的一种本土知识。另外,我们正好可以提取出这个“因……而中心化”的具体方案,作为紧急练习的实操教程,同时体念一番现实意义层面的地方政治操作。
我在前面梳理湖北湖南与长江的荆江段的关系时,推论了荆江之于湖北湖南政治地形分界的交际区域概念。荆江北岸用了1500年来连续地建造“金堤”这道大堤,将荆江置于云梦泽的外部,这直接导致了云梦泽向江汉平原的转化。荆江水被动地向南流入洞庭湖,淹浸低地,直到它面积的阀限状态,然后因一些装置节点的毁坏(藕池口等被冲决)而导致洪水的副产品——泥沙——开始淤积洞庭湖,形成陆化湖洲,湖洲被人工化,面临着荆江汛期洪水对于陆化湖州的冲击,形成了湖南治水的速度策略,给荆江弯曲区段改道、拉直,提高洪水过境的速度,转化它对洲垸低地的时间压力。荆江被两种不同策略外部化,生成政治上的湖北湖南的分治。简言之,荆江作为湖北湖南的交际区域概念的提出,在认识上有现实意义。
在政治的共同防汛规划上,湖南的洞庭湖和在荆江以南部分隶属湖北的荆江分洪工程,都得为洪峰过境减缓量积和速度,以确保湖北武汉都市圈的安全。这意味着湖南的防汛策略被外部的政治所扰乱,它要逆自己的能力去回应政治。这种畸形的政治主观性影响了荆江的形象。策略和方法都理性地对自己一方有益,而博弈规则不遵从对称性,“武汉”被轴向偏转和中心化,在有人工能力来影响洪水的现代化以来,“武汉”构成了对荆江这一交际区域形成政治(单边主义)的历史性解构。“武汉”在洪水概念上形成了对湖南洞庭湖区(包括湖北荆江南辖地)的政治压抑,自然在当地形成一种抗逆性的心理,或者说一种与洪水有关的本土知识。我个人经验上,岳阳人口中念叨的“湖北人”,更近同一个施罪于岳阳人的符号。
湖南防治洪水的速度换时间的策略,在长江汛期“保武汉”的政治上,转化为一种遗弃的哲学。公元400年前后开始的荆江北岸“金堤”的持续建造,创造了江汉平原这块巨大的地景装置。可以认为“金堤”是人造泛灵物,它外化荆江、阻滞洪水、影响洞庭湖的地质,直至生成湖北湖南的两种面向荆江的治水策略、生成政治分界的交际区域。
人造泛灵物,不是一座人工装置可以直接转化的。人造泛灵物经由通过仪式来“泛灵”。人造泛灵物,意味着它一旦生成,即使遗弃,它也将以另一形式施加影响。“金堤”作为人造泛灵物,是因它而生成平原、聚居和都市,也将因遗弃它而遗害于这些生成区域、甚至解体它。
金堤之后,三峡大坝是影响到荆江形象的另一座人工泛灵物。之前葛洲坝工程因在防汛功能上非常有限,除了阻断了白鲟、中华鲟等其它生物的巡游繁衍路线,在对荆江这一防汛功能的本体意义而言,不足以理解为人造泛灵物。三峡大坝截流之后,荆江作为外河,在非汛期时段,开始衍化出一种新的政治压抑装置:洞庭湖水在枯水期被荆江外导,补充因荆江上游截流造成的水位下降,造成洞庭湖区枯水期的水体流失和干旱。这一情况也发生在江西鄱阳湖区域。
三峡大坝到达的阀限状态,生成了龙门山地震活跃和库区周边的干旱加剧的后真相、本质模糊的联想。没有直接证据指向它与龙门山断裂带的关系,也没有充分的地质测量手段指证它与库区周边的干旱等现象直接相关。但是,一种系统的关注,抑或一种控制论的认识,三峡大坝总体地泛灵于长江流域。通过仪式中,阀限状态之后的聚合阶段,三峡大坝已人工地内在于长江。所谓人工地,是因为长江总体地因三峡大坝而人工化,三峡大坝作为人造泛灵物,人工地内在于因其而人工化的长江。三峡大坝给出的防汛能力,意味着对长江中下游低地和堤防设施的降压操作等影响,意味着三峡大坝之外的防汛设施能力以负荷缩减来回应它的施予和影响。如果三峡大坝的能力缩减和解除(譬如拆除的提议),长江中下游其它的防汛设施的能力将遭遇不可预测的(必须提升的)压力,而库区及上游被压力撑满的地质裂隙将生发外力中断所造成的不适应和崩溃。这是控制论上的认识,它假设了一个变量范围。由此,三峡大坝泛灵于长江,它的人造形式将长江人造化,它的能力关系着长江这一总体的能力。湖北湖南经由荆江这一交际区域而政治地分界,在三峡大坝泛灵及内在于长江之后,湖北湖南的政治分界将拓延交际区域,来辨认彼此。
COVID-19在湖北武汉的爆发和政治地封城之后,在“属地责任”的政治明确之后,岳阳(作为政体形象)迅速地封锁了与湖北的交界桥梁等交通,如同早前践行的“保武汉”的政治任务,它们甚至遣返了从荆江游向南岸寻求救助的“湖北人”。
COVID-19在这次“属地责任”国家干预方案中的形象被加注。来自本土知识、瘟疫想象、死亡、(据说是火化造成的)黄色雾霾、人烟绝迹、天谴等等诸如此类形象的加注。手机和口头传播结合本土知识,加工了大量的不明来源的信息。候鸟穿越黄色雾霾,携带上COVID-19,飞过荆江,飞抵洞庭,交际鱼虾和水体,交际鸡鸭鹅牛等禽畜,交际到人,这成为一条合理推理的生态链的传播途径。COVID-19的本体消失在媒体政治的后真相中,也间接检验了缺失民主和真相的政体的信息的被接受度。
COVID-19在湖北湖南之间的交际区域,在后真相中扩充到空气。它也扩充了遗弃的哲学的内容。武汉被封城的数十天内,表征COVID-19的主要是人道力量和自组织行动、与非人道形象的国家干预的政治结构之间的冲突,它们各有丰富的内容和张力可以延伸到地史和友爱。同时,针对COVID-19的感染途径、形式和症状等,城市采取了警察等暴力形式政治地中断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际。物资和能力的匮乏,死亡和圈禁,国家干预凸显出强制性的暴力。瘟疫区域被媒体政治和全国性的圈禁政治的心理症状后真相地“圣地”化,也被现实中的自组织的友爱所团结,“社会”在武汉志愿者的牺牲和有感染风险的交际中、在COVID-19的模糊本质的形而上转化为当前时刻。当前时刻,COVID-19降临,社会生成。感染确证者与濒危人群、死者与幸存下来的治愈者、艾滋病患者与普通疾病患者、猫与其它宠物和动物、食物与药物、特效药与偏方、COVID-19与微生物和其它非人们、社会和反国家暴力,嘈杂地卷裹着具体生命,进入混沌。COVID-19内在于这一生命的混沌,既不简单归入人造泛灵物,又不区分人类历史上的瘟疫模式。在封锁和圈禁中,在国家干预和暴力政治的混沌中生成生命的一种阀限状态,COVID-19回应着遗弃的哲学,保卫了“社会”这一概念。
人类纪灾难时刻的可共度性,在武汉提前预演了一些必要环节。我们感知到友爱和团结,感知到普遍生命的泛灵情状。而社会,我们欲求保卫的共同价值,在国家和权力、灾难和暴力的压抑上生成,以联合和结体的自组织的力量。
降临,降临到灾难时刻,降临到临时性的、偶发的运动上和中断上,降临到震裂的碎块上。降临本身内在于灾难时刻。降临是一种人类纪关怀。我们在废墟上生成生命图式。人类纪灾难时刻没有练习。虚构和真实只是视角差异。
遗弃的哲学,回应着空转的引擎形象。狂喜情状对位于多种生命政治的叠加效应。它展示欲望,展示降临,展示任何“当前时刻”这一形上学。
无法描述,没有推理,没有根据,纯然是一种降临情状,这是“当前时刻”的形象。一种遗弃的哲学,内嵌于人类纪灾难时刻,无主体的、碎裂的、嘈杂的,将遗弃汇流,临时的、偶然的叠加出效应,在汇流中叠加出效应——汇流意味着共同的政治。遗弃的哲学,是关于汇流出生命图式的政治哲学。遗弃的哲学指向神话,一种在废墟上捡拾和回收,由人的和人造的遗弃所汇流,生成一架人造泛灵物,一架生命装置。COVID-19在抽象意义上可视为类似的人造泛灵物,它给出一次组装操作,以检验关于团结和友爱的联合和结体方式,和与它协约着临时组建的共同生活模式,更重要的是社会这一我们联合和结体的信念经由自组织生成。

 

技术萨满主义和本体回收

一些技术萨满主义者(主要在南美)——这引向它的自循环——在卡斯特罗食人族形而上学的跨越式(横跨式)萨满教的叙述上,回收物质性和主观性的遗弃本体,增补上噪音政治和技术力量等,搭建起技术萨满主义概念。“在科学和宗教之间、技术和狂喜之间”,技术萨满主义因应人类纪时代为解决方案和行动意义而建构。技术萨满主义汇流被科学思想排除、被现代性边缘化、被社会建构遗弃的事物,借力萨满意识等另一些本体论,在一神教、科学总体主义之外行动,生成融合式思想和对称性行动者网络的方案,尽可能的混沌、嘈杂和噪音,实践“现实”中自由和平等的幸福之路——幸福内蕴着幸存。
我在处理地史概念时,已使用了技术萨满主义的横跨式方案。或者说,技术萨满主义有充分的资源和张力让各种不相关发生相关,相关是萨满意识的本体。地史是萨满意识的富集区,运动和错杂,功能和遗弃,粮食和能量,种植和生殖与增殖,相对的和非相关的,COVID-19和武汉,富集在它的矿藏中。技术萨满主义实现各种可能性的回收,倒转世界成为的情状,倒转以欲望,转化出更有意思的生命。这意味着联合和结体的宇宙论和本体论的矿藏开源,感知的能供性敞开,如何成为人类,COVID-19如何成为人类,内在于降临。

 

结束

COVID-19作为人类降临。在我们认识的阀限状态,后真相、再现主义和技术萨满主义表征了地史生成之COVID-19。COVID-19内在于我们的生命,它生成友爱,它供给我们渡过人类纪灾难时刻的体念——“在生成的关系中体念一切事物”,它意味着我们幸存的游戏增补了一份矿藏。

 

2020.05.20-22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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