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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法性话语的自身暴力 (201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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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法性话语的自身暴力  
(2011-04-30)

 

  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写这段文字献给我们的父母亲友,他们作为劳动阶层应该享受这一国际性的礼遇。当然,也要献给普天下的劳工阶层。因为你们坚毅的劳作,而让人类文明目前还保有继续存在的信念。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劳工阶层。我做的自由工作其实际功能是自为的。我读书田野写字作业拍片交流总结等等都是自为的。我困惑重重疑虑重重,又不想放弃对于困顿世界的自我释义和阐述爱好,喜欢沿此茶饭不思的困惑疑虑展开生活的联想。由此,我得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以工作的名义筹措些资金进入田野然后却以非工作成果的所谓独立文本来回馈这些资金。我自我定义这种回馈是劳动和工作所获。于是,我也应该属于这些文本的劳工。

  我们快乐地庆贺劳工阶层的节日,剥夺劳工和统治劳工的资本家、资本集团和政治利益集团的成员们也在庆贺自己的节日。如此,地理位置属于上下关系的阶层,享受同一个劳动日。就此一点和睦的共识,我们将燃放震耳欲聋的烟花以示庆贺。

  写到这里,我知道自己有点矫情地写作了象征。好吧,放弃掉烟花的形象。我们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利益集团以轰炸给利比亚政治的烟花。埃及和突尼斯已经为西方认同的合法性政权所占领,利比亚迟早要被美国及北约物色出的合法性话语的代言人所统治,叙利亚的骚乱在升级,整个北非中东正在对旧的统治集团宣战。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北约是解决民主问题的最好帮手。因为平民是世界文明最值得讴歌的基础身份,由此,任何关涉利益的行动和话语都必须以此基础身份为出发点。

  世界新闻说: 4月以来,英国政府呼吁北约各成员国要为军事打击利比亚“多出力”,但意大利政府一直回应说,北约投入的兵力太多,战争规模持续升级将会给利比亚民众造成更大的伤亡,由此引发的政治后果“不堪设想”。但4月25日,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时突然改变了主意,宣布出于“保护平民”的考虑,意大利可以参加北约空袭利比亚的行动。4月28日,意大利空军战机首度对利比亚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全球化话语时代的逻辑基本是一致的:在一个国家内部只可能由富有特权的阶级来统治,在世界范围只可能由富有特权的国家和集团来统治。国家统治的特权阶层主要有君权神授(插话:贵州一位风马牛不相及的姑娘为英皇室的王子婚礼感动得涕泣交叫,此时在困顿的贵州高原深处有很多人正参与到集群反击强制的暴力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列宁 mao’等无产的先进阶级。乔姆斯基分析为:“所有这些都是要解释特定社会中特殊精英统治的合法性并帮助他们维持其权力。有些阶级分明的社会更多地依赖暴力,有些则更多地依赖意识形态。美国更多地依赖意识形态,虽然也使用一定程度的暴力。……极权国家倾向于更多地 依靠暴力控制人民,虽然他们常常也拥有一个支持现状的意识形态。美国确实仅偶尔采用暴力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比如谢尔曼奥斯汀诬陷案造成 100名左右的政治犯。”国家之间的邦交话语模式,则更多的依赖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诉求。911后,美国将异己力量斥之为“恐怖主义”,美国人借此话题,与北约盟国以打击“基地组织”恐怖主义的合法性话语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然后,在今年3月份,美国及北约以人权的合法性话语对利比亚政府军进行武力打击以声援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叛军。由此,我们不能说美国人的合法性话语有矛盾。基地组织是否作为恐怖主义依赖于美国的政治诉求。这之中合法性话语逻辑的内部不对称,正好反映了话语背后权力支配的制度。福柯早已对现代话语体系背后的这个权力制度有基础的定义:所有话语都是“权力/话语”。于是,意大利政府的“防止战争扩大伤及平民而不轰炸、为保护平民安全而轰炸”的合法性话语逻辑并不错乱,因为总理 贝鲁斯科尼与 奥巴马总统通了电话。这类师出有名的战争理由,其基础逻辑是平民。 最没有话语空间的平民成为了合法性话语真正面对的对象。这些已然是国际人权的共识。然后,保护平民和减少伤亡的话语被肆意地侵犯了,合法性危机暴露了出来。为了达到话语认同机制的普适性,暨话语合法性的根据,我们需要扩大话语的政治关涉面,有时这被纳入政治外交中的性质同构和关联类比的范畴。譬如当我们发现韩国乳业也存在我国乳业之弊端时是应该及时地爆料出来的,如此,不合法的范畴就扩大了,如果能够延伸至雀巢和华盛顿的乳业公司,这种不合法就扩散至全球化的普适性的不合法。由此,我们就认为不合法具备了另一种普适性,成为了另一种合法根据的基础话语。如是,批判美国霸权话语和伪劣民主的乔姆斯基在中国有官方市场:哪怕他批判极权话语,那也是批判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意识形态霸权。由此,足见我国对于合法性话语使用上的战略眼光,借此进行高风亮节的自我批评和深刻反省,又可视为民主智慧引进的勇气和度量。

  如此,我似乎可以肯定,一旦我们与美帝国在某些话语层面存在交换战略利益的可能性,我国的某些暂时被美帝国视作极权行为的痕迹就会被美帝国以合法性话语而认同。如果我们的公民意见团的意见大到连美帝国内部话语的合法性都要推翻时,我相信这种公民意见是美帝国所不乐于容忍和支持的。当然,我们的公民意见团能得到多大程度的国际声援,取决于我们的政治外交能有多少反击的筹码。这些筹码有时是可以交换的。当我们不再需要政治筹码来解决事端时,我们就将自由地制裁我们内部的意见,以我们制造的合法性话语来打击各种异己的意识形态力量。于是,公民意见团在一个国际政治视野中俨然强权的国体中,是一定且必须中允于国体主流意识形态的诉求的。既然我们的合法性话语依赖于我国传统的政治儒学的机巧和智辩,那么公民意见团就应有足够的运用这套政治儒学的能力。目前来看,我对这些公民意见团持深刻的怀疑。

  我肯定目前境势下公民意见团的勇气,以普及公民常识的个人身体化行动的勇气。

  但是,对于我国目前“民智幼稚”、暂且聊生的国民状况,除了身体化的行动以宣示公民身份的在场,其余有没有制度化内涵的建设?当然,我不是指那些空洞无物完全处于象征体系中的宪章。这个制度化内涵包括运作的可行性和生长的质变可控性等等。我现在困惑重重疑虑重重,对于未来可能有公民意见团参与的新农村建设,宪政与小民的关系,是否是一个可以代理的问题,是否是可以牺牲掉一批人,有什么手段可以不让他们牺牲的情况下为他们获取权力?新的权力秩序会否从他们手中夺回权力——以科学文明的名义,以发展社会文明的名义,以改造劣根性的名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耳边总是充斥着知识界的宪政理论,难道没有别的什么?为什么运动都是要拉着平民作为殉道的话语平台?谁给了手擎大旗者代言普遍平民的权力?谁遵循了“落后”意识的权力?又有谁打算使用平民话语以获取可能的合法性基础?我只是困惑重重疑虑重重,因为我在这些公民意见团的身上没有看见非暴力的制度的内涵,更多的是看见这些自称公民却被严格管制的英雄身影。(此话题不针对任何时事新闻,我因为困惑而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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