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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身体与群体  
(2010-05-10)

 

  纵观近些年来的身体性事件,我们有理由相信,身体一词在今日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多地回归其本能意志中。我们存在一种不成文的社会契约以规制身体,限定它言语的范畴。一个时期的专制暴力使身体弯曲,然后,变革后的制度以放任自流的去除规范的自由暴力释放了身体,不稳定的身体规制破坏了社会契约内部的稳定性,从而也破除了契约的基础合法性。暴虐的自由让身体急速地摆脱了规训之秩序,进入无序的自发历史中。如此,身体绵密的内部纹理脱离了社会契约的附注趣味,可以自然地释放出本能的动物习性,伸展成为了自然逻辑。

  如此,当身体直接面对劳动供给曲线时,容易产生抵抗弯曲的力。中国社会绝大部分身体需求伸展,但却被规训在屈膝的弯曲段内。这些身体之间可能会形成某种内部契约,以构成群体,我国现阶段的群体特征基本是利益型群体。一旦当利益型群体向友谊型群体特征发展时,社会契约会自我进行理性地组织,构造群体内部的公共意志。这种公共意志的具体形式是新的章程、法律等。这种公共意志显然是要破除阻止其自由的僵死的过去成文法和各类契约关系。 …… 这种推理可能契合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状况。如是,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历史学根据似乎应证了西方判断的逻辑。一些西方学者武断地认定中国进入公民社会必须经过类似启蒙运动一样的思想启蒙阶段。我想,或许,但未必。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可能更类似于义和团运动,但难以成为太平天国一样的原始身体性事件。我想,这种可能性较大。

  但是,对于盲动的单个身体,参与群体性中必然地要遵从于某个未成文的契约关系。这个契约关系构成的各个利益型群体,在向友谊型转变的途中,似乎需要某些类似启蒙运动思想的基础常识作为转化力量。于是,启蒙与转化力量间构成了需求关系。我国现阶段的群体型基本是利益型的,似乎很需要借助启蒙力量来转化性属,以形成友谊,构造公共意志。那么接下来的事情是启蒙力量的内部契约的构建和公共良知的有效注入了,如果不想牺牲太多盲动的身体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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